上周，火车头体工队几名长跑运动员分别起诉教练王德显侵犯财产所有权，从代为保管的运动员银行存折中提款，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归还款息。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已经受理此案，进入审理过程。
运动员与教练因为财产权益发生争执，早就不是新鲜事了。以往大多是对奖金分配有异议，大家渐渐地学精了，事先订下协议，免得日后说话不算数。现在，焦点又转向对运
动员收入的管理权。眼下这桩案例最为典型，名义上是“运动员年龄尚小，由教练代为保管存折”，实际上，教练员通过“代管”，就可以详细了解到财产所有者的收入及其支配情况，甚至有可能构成一种掌控。
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取的竞技训练体制不同，中国体育长期以来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举国体制，一些具有运动天赋的孩子不是从小被兴趣吸引到竞技场，而是按照大人的意志将自己的前程以至生活安排托付给教练。教练员不仅负责运动员专业训练，还兼任管理运动员吃喝拉撒睡的保姆，甚至像王德显一样成了事实上的家长。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成功之前情同父子，成名之后反目成仇，在利益面前翻脸不认人。在这一过程中，师徒之间也会随着徒弟的“翅膀硬了”而颠倒强弱关系。这一点，倒颇有些解放前戏班的“班主”和“学徒”的味道，班主尚需和学徒签契约，哪怕是“霸王条款”，学徒在成名或约满后还有重签提条件的权利。体育圈里的某些师傅虽在身份上不是“班主”，但索性连契约都免了，一个“代管”就成了“全管”。
反观西方社会，人际关系简单而冷漠，社会通行的“规矩”是人情不能取代准则来左右人们的行为。恩师的说法很少见于成功者的经历之中。即便是国际体坛上的大腕明星，包括像田径、游泳、拳击、网球这类高度职业化的个人项目，也少有依赖于教练员的。西方社会这种强调自我意识及个人权利的理念有其积极意义，法纪的基本作用应当是保护正当权益不受他人侵犯。法大于情，教练员就不能以运动员“年纪小”为由“合情合理”地随意支配运动员的收入了。
这起“徒弟告师傅”案件的审理将是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不论结果如何，此案值得人们吸取的教训可以总结为：一个合理健全的管理制度可能减少纠纷乃至堵住犯罪的发生，因此，体育改革必须以修正有缺陷、有漏洞的制度作为重要内容。▲
汪大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