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我们应向“英国模式”学习什么

　　目前，关于我国未来卫生改革的目标和模式选择，已成为政府、专家和普罗大众关注的焦点，各种观点交锋激烈，见仁见智，这对于开拓思路、形成共识、优化方案当然十分有益。但是，有些观点却似是而非，容易误导民众、误导决策者，因此，需要澄清。

　　普惠性、统一性的英国卫生体制

　　英国在二战之后建立的国家卫生服务制度的目标，是向全体公民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其基本原则是根据居民的健康需要而不是根据居民的支付能力来提供，从而保证医疗服务利用的公平性；国家卫生服务制度所需要的资金则来源于国家的一般税收，而以所得税为主的一般税收在筹资方面具有累进性，可以保证卫生筹资的公平性。

　　同时，国家投资建立公立医疗机构并全面负责运行经费，保证公立机构承担相应的社会功能。可见，这种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将基本医疗服务作为每一个国民的基本人权来保障，具有普惠性、统一性的特征。

　　竞争为医疗体制带来活力

　　诚然，英国以及北欧“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制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经济活力，国家卫生服务体系在服务的效率和反应性方面确实存在问题，居民对于排队看病也存在着不满，从而引发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卫生改革。

　　在英国，主要的改革措施包括：将政府的服务购买者和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分离，建立所谓内部市场制度，引入竞争机制，促进公立医疗机构改进效率。但是，这些改革并不意味着放弃保证医疗服务公平性的核心价值观，他们没有用改进效率的目标取代服务于全体国民尤其是穷人的政策导向，没有放弃政府在包括医疗服务在内的社会服务领域的筹资、提供和监管责任。

　　即使英国在引导社会资本投资于医疗服务市场时，仍然坚持了政府卫生规划的引导，例如，靠私人融资方案（PrivateFinancingInitiatives，PFI）建立营利性医院，也必须遵循政府确定的医院地址选择、规模、专科设置和标准设立。而且，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撒切尔推出的改革措施取得了预期成效。

　　布莱尔领导的工党政府已经放弃了持有资金的全科医生的方案，组建了初级卫生保健的联合体，重新强调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合作而不是竞争，鼓励居民购买私人医疗保险，满足多层次医疗服务需求，形成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伙伴关系。

　　中国医疗体制要考虑未来财政负担的可持续性

　　许多论者以我国人均GDP只有1700美元，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政府财政不足以承担基本医疗费用的负担为理由，反对引入基本医疗服务保障制度，认为这是超越中国现实的“幼稚病”。

　　其实，向全体国民提供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的医疗服务，需要具体界定基本服务包括哪些内容，具体测算需要多少资金，由政府财政如何分担这些费用等。

　　笔者以为，保证全体居民获得基本医疗服务，必须考虑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区差异，以及未来财政负担的可持续性。

　　基本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的确定，不能根据疾病的种类确定，只能根据卫生干预措施的成本效益和居民的普遍接受程度做出选择。

　　其基本原则包括针对最严重、最常见的健康问题和危险因素，用最基本的药品、检查和治疗手段、最适宜的卫生人力提供的基本卫生干预措施。

　　基本医疗服务的提供可以以现有的公立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为基础，主要的提供者将包括农村的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城市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社区卫生服务站。

　　在医疗卫生资源丰富、有多个可供选择的服务提供者的地区，可尝试购买服务的形式，以促进供方改善质量、提高效率；在医疗资源匮乏的偏远农村地区，政府可直接举办医疗机构提供基本医疗服务。

　　1500亿-2000亿可保证全民基本医疗

　　根据国际经验，最基本的卫生干预措施一般需要人均6-30美元，这是最贫困的发展中国家也可以承受的。

　　根据有关专家测算，即使考虑保险因子影响、部分被抑制的医疗服务需要得到释放，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的成本一年不过1500亿-2000亿元人民币，仅占我国每年新增财政收入（大约5000亿元）的1/3—2/5，政府财政支出的5%（2006年财政收入预计超过4万亿元），GDP的1%左右。

　　而且，必须强调的是，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应该作为全国性公共产品，由中央财政承担筹资功能，以保证经济落后地区也能够享受与发达地区相同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当然，具体的方案还需要深入研究和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