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财经学院工商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博士陈惠雄从前年起，在其立项的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课题中开展了国民快乐指数调查。结果显示：浙江人平均快乐指数是6.68，相比美国平均快乐指数7.2还有一定差距。以机关干部、教师、医生的快乐指数为最高，达到美国人快乐指数平均水平，而农民的快乐指数最低，为6.2（《今日早报》）。
在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披露将把幸福指数统计纳入政绩考核体系以来，幸福指数
马上成了一种时髦说法。幸福更多的时候是一种纯粹个人化的体验，谁幸福谁不幸福，这怎么说呢？西装革履的白领未必比躺在沙滩上晒太阳的渔民幸福，基于这种认识，我对“幸福”能否指数化一直持怀疑态度。即使“幸福”能指数化，那么指数化的“幸福”到底怎么衡量也确实不像“1+1=2”那么无可争议。
报道中提到，在陈惠雄博士测评幸福感之前，杭州市七医院曾对公务员进行抽样调查。接受调查的公务员中，有心理问题的占近17％。调查发现，公务员的孤独感和不安全感比一般群体强烈。如此说来，杭州市公务员当是不幸福了吧？可是，陈惠雄博士的测评结果偏偏是浙江省机关干部幸福指数为最高，甚至直逼“美国人快乐指数平均水平”，如此大相径庭的结论，公众到底该信谁呢？陈博士认为农民最不快乐，但却有人认为农民是最幸福的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出版的《2005年社会蓝皮书》中关于“2004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报告”调查结果显示，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普遍强于城镇居民。公众又该相信谁呢？再举个例子， 英国“新经济基金组织”对全球178个国家及地区做的一次大排名。按该组织今年9月12日出炉的幸福指数报告结论，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在幸福指数排名中荣登冠军，中国、英国和美国分别排在31位、108位和150位。在人家眼中，美国人没有中国人幸福，这话有多少可信度？
将幸福指数测量引入政绩考核领域，这种努力值得赞赏，但是要警惕陷入一种像政绩般的数字化游戏，从而使得掌握话语权的人来随意解读“幸福指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