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警方出台十条服务经济发展的措施，明确提出通过“保护知名企业家联络办公室”，协调各级公安机关和各警种，为128位知名企业家提供专门保护。
有关数据表明，普通人受到犯罪侵害的可能性比知名企业家大得多。目前，刑事案件中约80%都是“两抢一盗”，这些犯罪随机性强，没有特定的侵害对象，受害的也多是普通人。很显然，在重庆警方的眼中，128位知名企业家确实比普通公民的生命财产“更特殊”
，但作为公民，生命和财产的平等是不证自明的。
重庆警方何以选择了这一遭人诟病的做法呢？这是奉行赢者通吃逻辑的必然。这种公权力制造的赢者通吃逻辑不仅违背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共生关系，而且暗示了权力和资本结合的可能。赢者通吃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自然法则，把权力、金钱、知识、声望和地位等各种有限的社会资源送给了强者，而忽视了弱者。这种赢者通吃的法则是一种不正义的游戏规则。我们知道，在走向现代社会的历程中，公众不断向政府提出新的要求，最为主要的就是要求政府不再仅仅表现国家的意志，而且也需要更多地表现公意。那么，公权力制造的赢者通吃逻辑能代表公意吗？
公权力制造赢者通吃逻辑，在现实中并不是没有。比如让企业家子女拥有优先选择优等教育资源的权利等。但是对于那些不能体现社会大众共同意愿的政府，其存在的合法性往往会受到社会与公众的质疑，以至于出现政府合法性危机。重庆警方的做法，正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种危机。
重庆警方的做法，奉行的公权力赢者通吃逻辑，是对社会共生逻辑的践踏，在人为地制造了各阶层之间裂痕的同时，也破坏了阶层之间的和谐。众所周知，社会是一个旨在推进所有参加者的利益的合作体系，社会具有利益一致的典型特征，也具有利益冲突的典型特征。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就需要进行制度选择，达成一种有关实现恰当分配份额的契约，确定社会合作的利益和负担的恰当分配，使各种对社会生活利益的冲突要求之间有一个恰当的平衡。但是，这种把企业家作为特殊公民对待的做法，只能加剧利益冲突和阶层间的紧张关系，更无法从制度上缓解利益冲突，因此，这是对社会各阶层之间和谐共生的破坏。
美国著名公共管理专家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在《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一书中写道：“政府是为他们的公民服务而存在的。”这里的公民，不仅仅是指以知名企业家为代表的精英群体，更是指生活于国土之上的所有公民包括那些更需要帮助的弱者，如更容易遭到犯罪侵害的普通人。希望奉行公权力赢者通吃逻辑的重庆警方能认识到这一点。《中国经济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