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海燕
最近安徽省强化反腐败工作，多名厅官被送上法庭接受审判，其中一位是安徽省交通厅原厅长王兴尧，另一位是安徽省林业厅原厅长唐怀民，前者在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后者在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然而审判的情节却惊人地相似，都把审贪官变成了给贪官家庭算细账。
据《安徽商报》9月22日同一天报道，王兴尧在法庭上“辩称合法收入算少了”；唐
怀民则说，他先前有很多合法收入没有想起来。王厅长举出的名目有：10次出国的补助费起码有5万、15年间参加桥牌比赛的奖金等起码有5万、自己开车所得的补助费以及出差费有2万，因此，对一审判决自己拥有人民币83万元、港币1.2万元的来源不明财产进行了辩解；唐怀民列举的合法收入有：自家4亩地上培育的树苗和水果的销售收入共计20万元左右、自己所著小说《张果老外传》的销售收入约30万元，而在起诉书里只算了19万元；从上大学以来所写的小稿件的稿费约4万多元、多次出差补助4万多元等。
我没有观看过对贪官的庭审，但想来既然被告提出了新的依据，法庭自然应当进行质证、辩论甚至调查，公诉人自然也应当提出他们的计算依据，相信法庭上一定会因为某一笔“收入”的数字，争个面红耳赤，成了会计室里算账的场面。然而我想，第一、作为厅一级的领导干部，若干年前就有了每月申报本人收入的规定，如果只是“小稿件的稿费”，这个月收到了几十元，那个月收到了三五百，申报本人收入时忘记了申报，还是情有可原，然而，一部小说收入30万元，又不作为本人收入进行申报，“10次出国的补助费起码有5万”，那就是每次出国的补助费“起码有5千”，出国以后也不把它作为本人收入申报，证明在他们的心目中，早已把收入申报不当一回事了；第二、出国、出差固然有补贴，但也有开支，只算补助费收入而不算支出，岂不是把法官检察官乃至所有旁听的公民都当成了傻瓜？同样，4亩地的树苗、水果，销售收入就达20万元，这当然应当属于合法收入，然而我不知道当地农民，辛辛苦苦种4亩地，每年纯收入有多少？唐怀民身为林业厅长，培育树苗种果树自然技高一筹，但唐厅长远在合肥上班，终不能自己去施肥剪枝摘果，在20万元销售收入的后面，应当扣除多少成本，恐怕不能不算；第三、一部小说销售收入30万元，自然应当照章纳税，如果拿不出纳税凭证，不知是否可以追究一个“偷税罪”？有此三端，足见如今对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确实有点“不明”。
审贪官何以变成算细账，究其原因无非有二：第一是检察部门查案时没有查清案情。贪官说不清财产来源，其实大家心知肚明，并非来自“天上掉馅饼”，也不是贪官真的患上了健忘症，而是“不能说清”它们的来源，在今天“惟证据是问”的法治年代，要检察官一笔笔把贪官“说不清来源”的财产都查清，也难，所以只能以“来源不明”问罪。第二更重要的是平时的监督，虽然有很多制度、规定，但并未严格执行。譬如领导干部收入申报制度，领导人往往只把工资表上的数字一报了事，甚至连这个数字也懒得自己动手，全由秘书代办。至于其它收入，譬如出国一次可以有5000元的节余、出版小说销售收入30万，他不申报有关部门也不查，“申报收入”的规定自然成了摆设；再如平时的税收申报，对领导干部似乎也是一片空白，“个人收入所得税”明确规定，应纳税的工资、薪金所得，是指个人因任职或者受雇而取得的工资、薪金、奖金、年终加薪、劳动分红、津贴、补贴以及与任职或者受雇有关的其他所得，包括单位发给个人的购房补贴、购车补贴等。如果我们平时的税收制度完善，领导者缴了个人所得税就开出税票，今天只需拿出税票就可证明“合法收入”，又何须在法庭上一笔笔算细账，为几万元出国补助费争得面红耳赤？
审贪官变成法庭算细账，再次暴露了我们的一些日常监管形同虚设，最近又有规定领导干部要进行财产申报，但愿还有这样的规定：“凡未申报的财产，在法庭上一律视为非法财产”，如是，才能保证“申报财产”不会像“收入申报”一样，成为过场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