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为何频现“中国式集体离婚”

　　今年，辽宁丹东市振安区在中小学中全面实行竞聘上岗，由于超编人员过多，振安区规定“离异或丧偶且抚养未成年子女的老师”可成为照顾对象。于是该区同兴镇一周内就有19名小学老师离婚。（9月26日《新京报》）

　　为了饭碗或利益而纷纷离婚，在我印象中，这样的新闻已是第三例了。去年5月，重庆人和镇出台征地拆迁的政策，曾导致仅有2万人的小镇1000多对夫妻集体“先离婚，再结

　　而这个理论，同样适合华北油田和重庆人和镇。

　　华北油田的下岗职工重新上岗“政策”规定：“单职工买断工龄的，可以上岗；双职工都买断工龄的，有一方可以上岗；离婚后的下岗职工等同于单职工”。它的目的是在“僧多肉少”的情况下，把机会更多地留给更困难的人。但谁曾想过，对于一些既无本钱、又无其他技术而言的下岗工人，曾经的岗位就这么被终结，该是怎样一种惶恐？

　　在重庆人和镇，因为拆迁补偿政策规定：“1.一对夫妻只能分一套房，但离了婚单独立户，可各分一套房，并以优惠的价格购买；2.配偶为城镇户口且无住房，可以申请多分配一间屋。”我们似乎有同样理由去指责那些假离婚和假结婚的人钻了政策的空子，但谁又曾想过，那些被拆迁的农民失去了土地又如何维持生计？

　　而在丹东，面对教师们的“尊严丧尽”，我们甚至已没有指责的理由。因为教师超编的责任不在他们，而是因“从1996年起，大量非专业人士利用各种权力关系和金钱手段，而成为当地教师”。

　　三起“中国式集体离婚”事件原由各异，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制度设计者在设计貌似公平的政策时，早已有更大的不公平预先设置。在目前尚不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下，华北油田的上岗政策或可称为现实的悲哀；在城乡二元结构藩篱未被打破的前提下，重庆人和镇的分房政策，也可被归为社会转型期的无奈。而对于丹东的教师集体离婚事件，则必须让有关当权者付出代价———教师假离婚，他们则必须真离任！高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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