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9月24日《中国青年报》消息：目前宁夏事业单位超编严重，许多市、县（区）财政收入不够支付人头工资，“吃皇粮”的队伍不断扩大，已经严重超出了财政承受能力。2005年宁夏地方财政收入47.7亿元，其中用于各类事业单位人员工资和经费开支就达25.6亿元
与“超编”一样敏感的词汇叫做“官民比”，数据悬殊的说法仿佛一地鸡毛，后来
《人民日报》记者为此专访了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王通讯，王院长说我国“官民比”只有1∶198，美国“官民比”为1∶94。同美国相比，我们自然是低的。遗憾的是，舆论的质疑比数据的版本还要多；关于“超编”，宁夏是明晃晃的结论，但我们已然有了群体性“错觉”——那些编制上对等的官职，为什么也给我们“超编”的感觉？这两个问题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其价值判断的核心是一致的：表面看是老百姓在官员数字编制上纠结，实质是对官员数量与政府在公共行政领域所处理事务多寡的关切，更通俗点说，老百姓颇有微词的不是税款供养公职人员的数量、而是某些政府人员的行政效能。
上世纪比较大的政府机构改革有三次，1983和1988，最大的是1993年一次，成效是显著的，但若干年前我们动大手术、下大决心割去的一块肉，现在却呈现诡异的“反精简”态势。机构改革后人员属性、名称复杂化了，吃财政饭的却没少，结果是日常性的行政事务被精简得不行，于是再得要编制，譬如最基层的乡镇改革，若干乡长都成了正副镇长，越改越超，成为“黄宗羲定律”的现实版本。也许，国家干部或公务员的多少并不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兴奋点。当下尤为重要的是要把政府的社会定位、角色和任务厘清了，再谈编制问题。“小政府、大社会”的诉求未必是在人数上兜转的，不然只会自己把自己兜进迷宫，官员数量的逻辑判断不是编制、而在于要看在整个公务活动中的有效参与、薪酬劳动比。
编制之所以成为“问题”，说到底可能还是因为身份为“民”的人不断遭遇生存发展“问题”了（也因此，此前民意的“官民比”显然框算的是纳税人供养的数量），因为有公职不解决、或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才会对程序正义的“编制人数”也出现了“超编幻觉”。超编问题的历史渊源可能要追溯到计划体制下政府在公共事务与权力分享方面的专有权，这一权力并没有随着市场机制的形成而消解，加上竞争机制和监管救济的缺憾，造成“权力自肥”倾向累积成超编问题。
当医改把“英国模式”引入我们的生活语境，我倒觉得英国的某些行政理念似乎也可供我们借鉴：英国撒切尔夫人执政时的“政府机构改革”将行政系统划分为“决策核心”与“执行机构”两部分，将90％的政府公务员转到执行局，除了有严格法定程序规定的行政事务外，其他的社会服务都由民间团体来“生产”，而政府则花钱消费服务。政府服务的部分市场归属也许还真是解决超编的好办法——但前提还是那个：先弄懂政府必该做什么、而哪些可以不做、哪些必不能做。“超编”不能原罪，如果超出的编制人员都能高效地为政府、为民众服务，“超编”又何尝不是社会之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