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请记者暗访”陷入恩赐监督怪圈

　　作者：朱四倍

　　重庆市发改委不走过场，请来记者、企业及区县同志暗访机关工作作风，并依据结果对不合格者进行整改。《重庆商报》9月28日）

　　为了不走过场，重庆市发改委请记者和有关人士暗访机关工作作风，不可谓不用心良苦。但是一个“请”字散发出的恩赐监督味道，让人纳闷和诧异，一个简单的问题：舆论监督需要请吗？请来的舆论监督是真正的舆论监督吗？更重要的是，一个“请”字掩盖了公众监督缺位的本质。

　　笔者以为，“请记者暗访”是官员的恩赐监督，并且在依赖媒体的背后，堵塞了真正的监督主体——公众，导致公众监督缺位。公民批评政府机构及其官员的权利，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检验民主真伪和测量政治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其实真正的监督并不应是什么人的恩赐，而是宪政制度下公民自觉行使的权利。现实中舆论监督难的种种原因，主要是制度缺乏， 怕官、顺民意识太强，管理阶层还尚不习惯于接受监督。“请记者暗访”是官员推动式的监督，不是来自体制内制度本身的动力，更重要的这只是激进官员的个人的行为，缺乏制度保证，缺乏公民的支持。而真正的舆论监督是发自民间的，来自社会结构的下层，并不是来自社会结构的上层，政府在其中充其量发挥的只能是辅助功能，只能是发挥其公权力的力量以保障这种监督权的实施。

　　众所周知，舆论监督的要旨在于，公民通过运用舆论工具发表自己的议论、观点和意见，对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缺点、错误和渎职行为以及其他社会不良风气、丑恶、腐败现象进行评价或抨击，以达到对社会运行中的偏差行为的矫正和制约。但是这种“请记者暗访”的方式，是官员的一相情愿，是官意而非民意和媒体意见的显现。“请记者暗访”，甚至可以认为是对媒介的一种有意利用。

　　“请记者暗访”是官员个人理性而非公共理性的结果。我们知道，理性是人类走向文明的成果，是社会进步的标志。而公共理性则是文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其要义是以群体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一般说来，一个社会人将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一种理性的选择，并非难事，但一个社会群体要将众多“理性人”的选择整合为一种公共意志，则决非易事。要达到这样一种境界，必须具备若干要素：社会高度开放，公众意志能自由表达，信息传播没有阻碍，公众选择权不受任何限制等。“请记者暗访”仅仅可能达到官员自身的利益的最大化，而非公众利益的最大化，不是社会公共意志的表现，实不足取。

　　事实上，当前的舆论监督一直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舆论对不良风气、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以及各种各样的渎职、腐败现象矫正、制约不力，另一方面，新闻争讼、新闻侵权不断增加，不正当干预、乃至压制新闻媒体进行舆论监督仍严重存在。那么，笔者以为，为媒体采访创造条件，做到信息透明就是对舆论监督最好的支持。

　　从深层次上说，与其“请记者暗访”，不让推动信息公开，让信息公开制度化，让公众来监督，也只有如此才能消除“请记者暗访”背后的恩赐监督怪圈和媒体依赖背后的公众监督缺位。我们应认识到舆论监督的巨大威力和影响并不是来自新闻媒介本身，而是来自新闻媒介所代表的人民的意志和呼声，新闻舆论监督实质上是人民的监督。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正确对待新闻舆论监督的新风尚，才不会出现“请记者暗访”的怪事。

　　审稿：蒋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