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劳拉

　　劳拉在大战期间与家人一起从维也纳转辗到了上海，住在长乐路上，与后来我的家相隔两个街口。她在法童学校上了中学，在圣约翰大学读英国文学，然后，她到了美国。是的，她是个犹太人。我带了一些照片去，常常，在海外访问老中国通，合适的照片，就是最

　　她在门口拥抱我，说：“能在早晨见到一个黑头发的访客，真令人高兴。”

　　与美国中西部小城里忠厚温良的老人不同，劳拉动作敏捷，眼神精明，让我想起上海。

　　她家客厅的玻璃橱里放着一套捷克出产的车料玻璃酒具，劳拉告诉我，那是从前在一个住虹口的犹太人手里买的，她的父母运气好，带了些钱到上海，所以他们常从犹太人手里买东西，作为对同胞的帮助。而桌上铺着的桌布，是从卢家湾的天主教修女院里买的，十字绣的手工十分精美。“这是我家的传统。”她点了点四周，“或多或少，都与上海有关。”

　　我拿出这张照片给劳拉看。照片的主人是当年被迫住在虹口的犹太人。他一直住到1953年朝鲜战争爆发才离开。这张照片，是他1953年去外滩的邮船码头，送遣返去澳大利亚的犹太朋友时拍摄的。朝鲜战争爆发后，太平洋被封锁，这条从十九世纪40年代开始使用的航线，和进出上海定期班轮，便永久地关闭了。

　　劳拉满是皱纹的手指点着码头的地面：“是的，我记得那里。”

　　她离开时是个20岁的女孩，她的母语是德文，在上海学了法语和英语。后来，她与一个研究中国古代史的美国教授结婚，用英文生活。到美国后的很长时间，她用的是法国护照，因为她住在法租界。和大多数侨民一样，劳拉也没学过中国话，也没有交过中国朋友，也没吃过几顿上海菜。奇异的是，上海早已从她的生活中掠过，但却从未消失过。

　　“码头还在吗？”她问。

　　“不在了。”我说。

　　她理解地点了点头。“我当年离开时，也有一些朋友到码头去送我。后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我再也没见到过。”她说，“那时他们也是这样努力地挥手告别。”

　　“码头就在外滩。轮船离开上海时，先经过外滩。”她说，“那些大房子，看着它们像电影里一般，在眼前慢慢退去，会有种多愁善感的感情从心里升起。”

　　“一起航，甲板上的喇叭就开始播放音乐。那时大多数旅客都在甲板上，看上海渐渐远去。我记得，那时的音乐里有一把很抒情的小提琴，疯狂地揉弦。”

　　“你哭了吗？”我想起另一个犹太女孩的上海回忆录。

　　“当然，因为那时候我突然发现，上海就是我的家乡。”

　　“但是你还是离开了。”我说。

　　“这并不奇怪。”劳拉顿了顿，又问，“黄浦江的水还是那么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