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令人断肠的革命情怀

　　●肖氏的作品也有不少是明快轻松，民族性很强的，但他的作风往往在欢乐中夹带讽刺，在悲痛中含有戏谑，因此不为当时的当政者所容。

　　●我认为肖氏音乐的感人之处就在于：既革命又断肠，在乐观中体现悲观，在希望中悟到绝望。

　　今年是肖斯塔科维奇诞生百年，各地纪念活动不少。

　　听莫扎特是“重温”，但听肖斯塔科维奇才是真正的“发现”。香港的马勒迷不少，但“肖迷”似乎不多。即使在内地，二十年前那本颇富争议的肖氏回忆录《见证》中译本虽然曾经一纸风行，时过境迁，老肖似乎也被遗忘了。

　　敬爱的肖斯塔科维奇同志，你的革命时代真的一去不复返了。

　　与众不同的“歌颂”方式

　　肖氏在1936年受批判的公开原因是他的“形式主义”违反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所谓“社会主义”指一个刚刚在发展的新社会，它正在成型，必须具备一些新的文化因素。二十年代苏联文艺界的一些先锋人士往往把这个新理想和新形式连接在一起。肖氏也受到这个新潮流影响，只不过他歌颂祖国的方式和斯大林的想法——后由日丹诺夫执行——不同而已。

　　斯大林要求所有的音乐语言简单易懂，最好用民歌式的节奏明快的调性音乐，旋律优美，可以和人民一起载歌载舞。肖氏的作品也有不少是明快轻松，民族性很强的，但他的作风往往在欢乐中夹带讽刺，在悲痛中含有戏谑，因此不为当时的当政者所容。

　　第五交响乐的乐观与悲观

　　肖氏的所有交响曲中，最常演奏的是第五首，也是他向官方批判的悔过之作。但形式上是否真的服从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了呢？我在网上看到一篇妙文，作者PeterGutmann认为此曲最终乐章是否乐观要看速度的掌握。速度越快，节奏越慷慨激昂，则涵义越接近“欢腾”气氛。妙的是，美国指挥家特别是伯恩斯坦奏得最快、最激昂，而苏联指挥家包括穆拉汶斯基，则奏得较慢。我比较了收藏的五个版本，确实如此，是否意味着俄国当代指挥家最了解肖氏悲凉的一面？然而美国指挥家中演奏此乐章最快的是一向以稳健著称的普烈汶，仅用了9分35秒，但全曲的总长度与柏恩斯坦相仿，远较穆拉文斯基的两个版本为长，是否意味着在前三乐章中用较慢速度也把俄国人受难的情操刻画得入木三分？

　　这一连串的问题倒使我得出一个结论：乐观与悲观，最终还是与长度无关，而第四乐章明明标记速度是“小快板但不太快”，直到最后几个小节才快马加鞭，一口气冲到终点，至于终点代表的是什么？也许是欢腾，也许不是，但全曲从头到尾仍给人一种“拖滞”的感觉，像是一种漫长而不安宁的“等待”。也许《见证》中肖氏的一句话（即使不是他说的）不无道理：“等待处决是折磨了我一生的主题。”

　　肖氏的两面性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是一个伟大的革命时代，但也的确不好过。肖氏音乐大多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写出来的，不像同一时期的维也纳乐派，把现实和音乐完全分开。

　　他所写的交响乐——包括表面上歌颂革命的第二、三、十一和十二，以及第五在内——大多含有凄凉和痛苦的成分，而在第七和第八交响乐中，那股苍凉味特别明显。最近听过港乐演奏肖氏第八的人应该记得内中英国管独奏的部分，听来令人——至少令我——断肠，这难道和他的政治环境完全无关吗？我赞成刘伟霖的观点：“他向受尽苦难的俄国百姓和后世证明乐，只要艺术家不投降，我们还是可以尊严地活下去。”我认为肖氏音乐的感人之处就在于：既革命又断肠，在乐观中体现悲观，在希望中悟到绝望。

　　一般乐迷可能都觉得肖氏音乐太沉重，又长又闷，不忍卒听。但第九是个例外，充满了戏谑和反讽的味道，而第一号钢琴协奏曲听来更是轻飘飘的。其实肖氏的作品一直有两面性——一重一轻，一面反映生命和政治，一面又插科打诨，自得其乐。

　　后期的死亡阴影

　　肖氏的后期交响乐，自第十以后，越来越沉重。到了第十三交响乐，干脆把苏联诗人控诉性的长诗作为歌词，谱成一首大型合唱交响曲。更令人惊奇的是，到了第十四交响乐，全曲引用的诗歌皆与死亡有关。肖氏当时才63岁，为什么内心充满了死亡的黑影？这当然和他过去的磨难经历有关，非但岁月催人老，而且他已有数次心脏病的记录。但更重要的因素可能是他个人的自省：过了60岁以后，他已经享尽殊荣，成为俄国的桂冠作曲家，但今后他何去何从？交响乐的语言和形式似乎被他用尽了。他最崇拜的作曲家马勒在做完《大地之歌》后似乎也有类似的感受，而《大地之歌》也是肖氏最喜欢的马勒作品。我认为肖氏的第十四交响乐可与《大地之歌》相比，但所用的诗词和作曲语言迥异：马勒用的是唐诗，乐曲荡气回肠，有夕阳无限好之美，肖氏的这首“死亡之歌”却充满荒谬之感，令人听来阴冷之至。

　　在他69岁生日时，指定这首充满死亡意味的第十四交响乐作为他的“爱生”曲，终于如愿以偿，在该年（1975年）8月7日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