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愤世与媚俗

　　鄢烈山作品集我曾经写过两篇关于文风的文章。一篇是2003年冬天发表的《“建设性”是嘛玩艺儿》，针对的是几家媒体的言论版块强调“理性、建设性”，声称对于“只有‘挖苦嘲讽’，而无‘建设性’；只有‘攻击和审判’而无‘说理反思’的文章，我们持拒绝态度”。另一篇是2006年春夏之交发表的《慎言“网络暴民”》。两篇文章有一个共同的宗旨，就是维护“言论自由”这一受宪法保障的基本人权，希望中国的言论空间扩大而不是缩小，让人们在自由表达的环境中自我教育、自我净化从而文明成长。

　　我的这个心愿不会改变，而是与日俱增地更强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当下言论界存在的问题。正视与反思是改进与成长的前提。

　　一、

　　“愤世嫉俗”从心理卫生角度讲，是一种不利于人们健康长寿的负面情感。但“怒”既是人不可蠲免的七情六欲之一，适当地宣泄使之不得郁积成疾又是可取的。

　　今日中国的愤世者形形色色。粗略分析一下，大致有四种情形——我不愿说四种人，因为人很复杂，有些情形是兼而有之的。

　　一是发自内心的忿忿不平。这种情感可能出于单纯的良知和正义感，也可能出于（不）公平感。当下中国令人愤怒的事太多了。

　　比如最近一期（第35）《了望新闻周刊》刊载记者专稿说，今年公车采购量创历史新高，将达700亿元，比“八五”期间五年总和720亿略少，全年公车消费将达3000亿元！这能叫“权为民所用”吗？又如建行发言人就建行要大幅加薪一事对新华社记者说，“目前，商业银行的工资收入确实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但是……实际享受的社会保障服务明显低于公务员水平。”（北京9月4日电）就这样，当权者（公务员阶层）假改革之名为自己谋利益占尽无限春光，还有地方的司法部门要出台新政策为受贿官员减轻处罚找依据。

　　这样的事知道得越多，越容易产生“洪洞县（衙）里无好人”的感觉。于是，在无可奈何情绪支配下骂官咒官就成了“时尚”。这也是很多政治笑话型的短信段子之所以流行的原因。

　　忿忿不平对于言论作者来说，最可怕的是人格分裂。因为人总是不甘心吃亏的。不公平感使我们明知不对有时也会去做，比如借用一下当官亲友的公车，在升学求职等关键时刻找有权势的亲友开开后门。我有时也自问，自己写文章义正辞严，但真的那么正直吗？最后，只好自我解嘲：我要是生活在德国那种只认规矩的国家就好了，大家照章办事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多好，既不失尊严又不担心吃亏。——在这种情形下的愤世讽时不是矫情，但言行不一，别有一种“媚俗”之嫌。

　　二是移情发泄。这一点在虚拟的网络社会，在为数众多的网络“愤青”中表现最明显。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备受屈辱和挫折，深感无奈和无力，真身也没有多少话事权和话语权，于是将愤懑转移到反美仇日的“爱国主义”叫嚷中，转移到对“第三者”铜须或“流氓外教”等人的道德讨伐中，从中得到一点参与感和可怜的心理平衡。这样没头没脑还带几分假道学的起哄者，其从众心理和媚俗心态几乎成了一种本能反应。对此，已有一些分析文章，兹不赘言。

　　三是表演。最典型的当然是作廉政秀的大贪官。台上慷慨激昂“代三个表”痛斥腐败，台下卖官鬻爵大收发包回扣。当过宣传部长、反贪局长的贪官就不提了，刚落马的湖南省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就是一个“作（秀大）家”。由此想到我们的一些杂文和时评作者、网友，他们为官时或一旦当官了会怎样呢？这个问题还是留给每个人清夜扪心自问较好。

　　四是投机。

　　对现实持严格的批判立场，本是知识分子的天命和天职。不论社会如何进步，它与人类的理想状态总是有相当大的距离，何况中国尚处于“转型期”，还远未实现现代化，更需要有人拿着理想的标尺来度量现实批判现实，从而推动人们变革现实；其次，知识分子以精英自居，每有改造社会“舍我其谁”的自负，要他安于现状、甘当被动的看客也难，因此说三道四指点江山“挥斥方遒”几乎是本能；最重要的是，权力需要监督，有人不眨眼地盯着“找茬”，权力就会如履薄冰，不敢乱用和滥用。——这些观点差不多已经形成社会共识；社会批评特别是对权力监督的正当性，理论上舆论上在中国社会已然得到承认。

　　再加上公众对腐败“现象”越“反”越腐（买官卖官的窝案越来越多，贪污受贿的金额越来越大是两个重要指征）的愤慨，激烈地抨击现实在民间会得到敢讲真话的喝采。

　　而且，不可否认，这些年来，中国取消了“反革命罪”和“政治犯”的罪名，日常交谈中已不存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伟大领袖”的“恶攻罪”，在单纯的言论领域杀头坐牢的风险可以说已经消失；与执政党国内“执政能力”提高的同时，在国际上中国要树立人权不断改进的形象，一样要讲“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所以对于在境外发表激烈抨击当局言论的人，只要不涉及实质性重大事务或国家机密，一般是进出自由，实施监控而已。

　　这样就出现了政治投机的可能。

　　中国古代有“邀誉卖直”、“讪君卖直”等对言官诛心的贬辞，但“直”而可“卖”也表明，士林确有不同于庙堂的评价标准存在。如今“卖直”者，看准了行情，一反常态，装得比谁都激进，皆因假扮“民主斗士”，不仅可以在民间得到喝采，而且还可以在境外名利双收。

　　近例不想举了。刚好在赵牧的博客上看到他重贴的发表于一九九八年七月十四日上海《文汇报》的文章《伪装的愤怒》，说的是当年写《中国可以说不》的那五个小子。他们的“成功”今天有不少人仿效，当然扮演的角色可能不一样，乃至相反，立场可视市场行情而定。

　　我说这样的话是要承担道义风险的，但是我不怕。我崇敬那些敢做敢当、舍身求法、为民请命的志士，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敬重那些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真人，不论其身在“体制外”还是“体制内”；看不起那些装腔作势、沽名钓誉的人精；厌恶那些“唯我独革”，专打横炮、搅浑水，意欲通过踩损别人来掩饰和抬高自己的混混。我并不标榜“独立”，但是我所是、非我所非，谁的势力我也不想借重。

　　以上说了这么多，似有违我的初衷。我的初衷是，评论时事、搞学术批评都不必追究批评对象的动机，应该就事论事，“摆事实、讲道理”，只关注例证是否真实，逻辑是否严谨；社会的进步靠的是合力，靠的是持有不同利益诉求的人互相博弈，不管出于何种动机，能推动中国的变革与进步就好。

　　因此，我对愤世嫉俗者作以上分析乃不得已，不针对具体的人和事，可以揭示某种类似于社会学和心理学意义上的真相，以期人们不为过甚其辞的表演所迷惑，不为其“巧言令色鲜矣仁”的文风所感染所裹挟所同化，不要毒化了我们的言论氛围，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二、

　　我们应当提倡什么样的文风呢？（注意，我用的是“提倡”一词，有人要坚持他们的那种文风，只要不违法不侵权那是他的权利。）

　　也许《书经》上的下述要求仍可以作为我们今天立言兴教的文风追求：

　　“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

　　这段话出自《书经》的《虞书》部分的《舜典》。是舜帝登基后对大臣的训辞。帝对蘷说：我任命你掌管音乐，教育我和卿大夫们的嫡长子，要通过音乐教化使他们养成如此如此的品格和气质。

　　舜帝讲的教化之具虽然是音乐，但目的是立人，其教育目的是有普遍意义的。因此，也可以移之于我们的“立言”（者）。所谓“文如其人”，就是讲二者在气质上相通（存心作伪者另当别论）。

　　依朱熹的弟子蔡沈（音沉，自号九峰先生）注解，“栗，庄敬也”；“无字，与毋同”。各句的重音、重点在“而”字的前一个词直、宽、刚、简，即基本的态度应该是：正直、率直、耿直，宽厚、宽容、宽宏，刚正不阿、刚强不屈、刚肠嫉恶；简明扼要、简捷明快，简单果决。

　　但是，善恶并非截然分明，性格有正反两面，“凡人直者必不足于温”，“宽者必不足于栗”，“刚者必至于虐”，“简者必至于傲”。平心而论，就是这么回事。比如，果决之简明难免涉嫌武断、自负的傲慢。

　　因此，为了补弊救偏，我们要注意以温济直，“有理不在声高”；以栗济宽，外圆而内方，不失诸油滑；不要让刚正走向暴虐的极端，动辄喊打喊杀；不要让简捷明快变成妄自尊大，以一句顶别人一万句的真理专卖店主口吻讲话。

　　虽然时越千载，《书经》上的这十四个字仍然如北斗七星一样光华灿烂，值得我们今天发言者铭诸座右。

　　三、

　　所谓“媚俗”即“无实事求是之心，有哗众取宠之意”，并不是什么新鲜现象。而今的“媚俗”者往往扮演批判者（愤世嫉俗或民主斗士），这就使我们在谈论此话题时绕不开如何对待“鲁迅风”。

　　从前，这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有毛泽东钦定鲁迅的几个“最”、几个“家”在那里供着。如今我们需要、也大体可以重新认识鲁迅了。据《文汇报》载，鲁迅之子周海婴不久前在上海书展上有一个题为《谁是鲁迅》的演讲。他说：“在20世纪的相当一段时间里，鲁迅被严重地‘革命化’和‘意识形态化’了，以至于完全掩盖了历史中真实的鲁迅形象”。

　　鲁迅并不总是愤怒的。他有一篇论《恨恨而死》的文章，就是专门给不平者吹“热风”的。他说:“中国现在的人心中，不平和愤恨的分子太多了。不平还是改造的引线，但必须先改造了自己，再改造社会，改造世界；万不可单是不平。至于愤恨，却几乎全无用处。愤恨只是恨恨而死的根苗，古人有过许多，我们不要蹈他们的覆辙。我们更不要借了‘天下无公理，无人道’这些话，遮盖自暴自弃的行为，自称‘恨人’，一副恨恨而死的脸孔，其实并不恨恨而死。”他的这番话虽然是80年前说的，却像是对当下的我们发出的忠告。

　　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也曾以战士自命，但他在致左联负责人周扬的信中告诫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中国历来的文坛上，常见的是诬陷，造谣，恐吓，辱骂，翻一翻大部的历史，就往往可以遇见这样的文章，直到现在，还在应用，而且更加厉害。但我想，这一份遗产，还是都让给叭儿狗文艺家去承受罢，我们的作者倘不竭力的抛弃了它，是会和他们成为‘一丘之貉’的。”他的这些话，对于网上跟贴动辄破口大骂的作者，对于那些以反专制自雄却不脱“文革”思维和文风的人，是颇有针对性的。

　　鲁迅不是神，也有凡人的弱点，他并不讳言自已的“鬼气”（某些时候思想感情的阴郁绝望）。撇开中国历史是一部吃人史、中国的书不要读之类明显表示愤激、带有夸张强调的修辞色彩、自有一种“深刻的片面”的话语不说，鲁迅性格本身确有多疑、尖刻的一面。因此，在《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辩正》一文中，他反省“自己感到太易于猜疑，太易于愤怒。”鲁迅是真诚的。

　　然而，今天有些人存心贬损人时往往振振有词地引用鲁迅的语录：“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其实，这是鲁迅在特定语境下表达悲愤的言辞。这句话两次出现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第一次出现主要是抨击执政府下令屠杀和平请愿学生的异常残暴；第二次出现后接着说“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我们岂能认为鲁迅评人论事，都是怀着“最坏的恶意”在推测？岂能将恶意、刻毒视作常态、奉为正经？

　　当下，我们应当怎样来观人论世呢？

　　我想，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领域来谈。对于公权力我们不妨保持充分的戒心，时刻警惕掌权者以权谋私使公权变质。这就是一种凡事质疑的心态（用毛泽东在“延安整风”那个时候的话来说，“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也是一种批判性思维的立场。这个时候可以适用“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推敲、考量，以防被蒙骗上当吃亏。垮台的前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也知道自我标榜，号召人们“攻吾之阙”呢。

　　但对于个人，对于私人领域的事，涉及个人隐私不谈，对私德（动机之类）的批评也应当心怀善意，不搞“有罪推定”，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乃至“话到嘴边留半句，得饶人时且饶人”。不要“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东汉章帝语，即不以苛刻为明察）；最好是怀着“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心态，择其善者从之，择其不善者改之。如果对个人也“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那就难免堕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以发现敌人、制造敌人为已任的魔道。现在有的人话说得冠冕堂皇，他的对立面没有敌人只有“病人”，其实因为没有善意，还是在干着发现、制造“敌人”的勾当，只不过无权像沙皇或斯大林把他心中的“敌人”叫作“病人”给关进“第六病室”、“精神病院”罢了。

　　我们这个时代处于历史转型期，观点碰撞、思想纷争、利益博弈在所难免，更何况“文革”的专制思维和暴戾文风影响远未消除。愤世与媚俗纠缠不清的局面还会长期存在。对此，我们的网友和言论作者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保持高度的自省。这些话也是写给我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