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东京审判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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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京审判》的狭隘令人失望。电影一开始，梅汝璈以拆台的方式要挟其他10位法官，争取所谓中国法官的座次，人们或以梅先生为民族英雄，在我看来，他自始便决意以民族立场牺牲法律立场。

　　二战最伟大的不是胜利，而是胜利后的两个结果，一是《世界人权宣言》的诞生，二是胜利者和受害者甘愿刀枪入库，放弃自古以来处置俘虏的权利，而给迫害者和战败者一个公正的受审机会。这两场世纪审判，德国和日本战犯的辩护人都曾以“法无溯及力”的法治原则来抗辩。但检察官们以国际法中一贯包含着的自然法精神，来论证审判的正当性。正是对自然法的敬畏，使一场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审判，带来了二战后的第一次全球化，即法治与人权的全球化。

　　但国人普遍不理解东京审判的意义，60年前的法官梅汝璈如此，今天的导演高群书亦如此。想不通为什么不但允许战犯辩护，还怕律师不懂英美法，专门给每个被告配一至二名美国律师。甚至对院线和观众来说，在银幕上重温这段历史，仍然是一个快意恩仇的节日。60年前梅先生身受的压力可想而知。梅先生得到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代表遭受侵略的中国置身于人类史上最伟大的法庭，尝试在国家之间“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居”。他却最终选择了从人类回到中国，从价值回到苦难，顺服在由怨恨、苦毒、惩罚和复仇所组成的法律观下。梅汝璈对合议庭及其庭长的每一次不尊重，都将审判的正当性从自然法立场下降为民族立场。更可悲的是，他的选择在60年后，仍被渲染成一种民族气节。以中国为中心、以“我们受害最深”为中心，使这部电影在关乎“东京审判”的史实上，也狭隘得令人羞愧。

　　“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无论是他们的靖国神社，还是我们心里的恨意，谁看见真正的诺亚方舟，谁的悲情就先得医治。

　　(据《南方人物周刊》，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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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