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左”任何时候都很重要

　　70周年前的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重大的历史事件，是世界军事史上的伟大壮举，是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作为中国革命胜利的前奏，长征的历史地位极其重要。铭记红军长征中的反“左”倾斗争历史，时刻保持警惕右防止“左”，对于扎实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红军长征始于“左”倾之害，“左”倾冒险主义几乎葬送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

　　红军长征胜于反“左”倾之利，撤换“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突出表现在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盛行上，他们对共产国际不仅惟命是从，毫不走样，而且不顾国内实际，盲目生搬硬套苏联经验。在政治上，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线；错误判断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极力推行冒险主义。在军事上，把红军的三项任务合并为“单纯打仗”一项，取销了群众工作和根据地建设，主张搞正规化。在组织上，大搞宗派主义、惩办主义。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李德、博古不是认真吸取教训，改变冒险主义做法，而是丝毫听不得不同意见，对提出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还把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扩展到军内，提出要“反军队中的罗明路线”，并首先拿萧劲光“开刀”，判处其五年徒刑，后来在毛泽东等人的反对下，才取销了这一判决。“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危害，在党内外激起了强烈不满和忿恨。如果不终止李德、博古的错误领导，中国革命将面临重大挫折。在党的生死关头，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教训，批评了李德、博古在军事和组织领导上的严重错误，并在会后不久改变了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中央领导。从此，才使党和红军转危为安，保证了长征的胜利。遵义会议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标志，也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开端。正如张闻天同志1943年12月16日在整风笔记中写道的：“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红军长征胜利是反“左”斗争的典范，冲破教条主义束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使党和红军重新获得了活力和战斗力。在长征中，客观形势对红军极其不利，几十万国民党大军的围追堵截，无数道天然屏障的阻隔困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和分裂主义的危害，多次将力量微弱的红军推向绝境。可是，在这种艰难而又危险的情况下，红军为什么能最终取得长征胜利呢？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有机结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中国化的武装斗争夺取政权道路。遵义会议后，由于撤换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让教条主义、主观主义靠边站，毛泽东重新回到军事领导岗位，恢复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中央红军成功地四渡赤水，直插云南，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与此同时，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也同样运用了各种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并且各路红军在战略上相互密切协同，让国民党的追剿部队疲于应付，认为“红军的神机妙算，出进无常，掌握了主动。”甚至使“蒋介石和薛岳等莫名其妙，摸不清头脑”。正是在党中央的正确指挥下，红军克服了千难万险，战胜了凶恶的敌人，夺取了长征的胜利。

　　纵观中国共产党反“左”斗争历史就会发现，历次反“左”都带来了思想解放，而反右则造成了思想混乱。反“左”没有一次是反错的，而反右则多次出现失误。“左”倾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出现次数最多、影响时间最长、破坏性也最严重，是葬送革命和建设的主要危险。实质上，“左”就是脱离实际，固守某种观点、理论和模式不放，将其作为绝对正确，万古不变的教条，并以革命的面貌，靠行政手段强制贯彻执行，企图以此使客观实际与自己的思想相符。其显著特点是：首先是欺骗性。“左”往往以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自居，打着维护老百姓利益的旗号反对变革。其次是形式主义。“左”和形式主义有着天然的联系，“左”既借助形式主义达到效果，又为形式主义推波助澜，并为此而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冒然盲动。再次是专制主义。“左”把自己说成一贯正确，通常做法是把不正确的说成阶级斗争，然后进行打倒。由此可见，反“左”是解放思想的先决条件和主要内容，我们今天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定不移地反对“左”，变惟书惟上为惟实，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红军长征胜利昭示后人：警惕右更要防止“左”，旗帜鲜明地反“左”，任何时候都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