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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万:遵义会议我站岗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0月03日07:45 扬子晚报

  陈志万,1917年3月出生,1930年6月参加红军独立五师,1934年2月入党,1965年2月离休。现享受副军职待遇。

  12岁那年,我加入江西泰和县少年先锋队,1930年6月,约了几个放牛娃,直奔红旗招展的地方,领到一支“汉阳造”步枪,从此当上了红军独立五师的一名战士。戎马一生,我最为自豪的是为遵义会议站岗。

  1935年1月,红军占领遵义城。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旧城军阀柏辉章的公馆二楼上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当时,我任红一军团警备连警卫排长。14日,接到任务,说次日要召开重要会议,我和四五名战士被分配到南大门做守卫。15日一早,我挎上一杆驳克枪,荷枪实弹,站在南大门。不一会,毛主席就从南大门进入了会场。其他中央红军西征的党和红军的最重要人物也陆续走进了“柏公馆”。我还看见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站在天井里或二楼的会客室前,和走进“柏公馆”的战友们打招呼。

  尽管只是个排长,我那时对红军当时的前途感到忧心忡忡的。李德等导演的阵地战、正规战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一败再败,被迫离开苏区,被动地战斗,不断牺牲,对此,我和其他同志一样,早生出不满的情绪。不过,这次我有预感,遵义会议将是一次意义非凡的会议。

  会场看似轻松,但随着会议的进行,我隐约闻到了“火药”味。毛泽东的烟瘾和李德不相上下,一支接一支。许多与会者发言都带有“火药”味,与在场的李德、博古针锋相对。这次会议是白天连着晚上开的,天刚黑,大门上的煤油灯就点亮了。我和四五名战士三五个小时就轮一次岗,不停地换班,直到17日会议结束。庆幸的是,最后会议终于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从此,中国革命“迈步从头越”。我也升任四团三连指导员,随队四渡赤水,再下遵义,攀越泸定铁索桥,强渡天险大渡河,亲身体会了毛主席的神机妙算、指挥若定。

  冒弹雨、越天险、爬雪山、过草地,从赣南、湘西、川陕、鄂豫皖出发的20万大军最后到达陕北的,仅剩下3万余人。今天,没有人能够说清楚究竟有多少生命倒在了长征路上,也没有人确切地知道经历过长征的人们又有多少长眠在了日后漫长的征程中。如今健在的老红军已经非常稀少了,健在的也都到了生命的暮年。像我这样,还健康地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臧磊整理

  [长征路上的追寻]为陈老带回战友的问候

  记得在南京采访90岁老红军陈志万的时候,老人家曾不止一次强调,“戎马一生,我最自豪的就是为遵义会议站岗。”

  走进遵义会议会址的大门,陈老的这句话又仿佛回响在耳边。而随着当年遵义会议会场内唇枪舌剑的场景在讲解员口中被一一还原,属于陈老的那个“荷枪实弹、尽忠职守”的威武红军形象,也渐渐清晰起来。

  在遵义,记者遇到了已在当地生活了20多年的老红军王道金。当听说93岁高龄的王老“当年曾为遵义会议警戒”时,记者下意识地脱口说出了陈志万老人的名字。但很显然,这两位分属不同部队的老红军并不相识。只是在了解到陈志万老人的故事后,王老告诉记者,陈老当年是担任“内卫”,即给遵义会场站岗;而自己是“外卫”,就是负责整个遵义城的警戒。“他(指陈老)可比我幸运多了,可以亲眼看到那么多首长在面前走过,甚至还可以听到遵义会议的一些内容,要知道,那在当时都是高度机密啊。”临行前,王老答应了记者的合影请求,老人一丝不苟地将中山装的扣子一粒粒扣上,腰杆挺得笔直。王老说,“照片洗出来后,能不能送一张给陈老,并捎去我对他的问候。”他还说,如果可能的话,“把这张合影和陈老的照片一并寄来。”

  “看一看我当年站岗的地方,一路上替我问候那些还活着的老战友。”相信当日如此嘱咐记者的陈老,看到遵义会议会址以及王老的照片时,一定很高兴。希望两张照片,能让两位在各自近一个世纪的生命旅程中,都“把遵义会议当成最值得怀念事件”的老人,能完成一次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握手。特派记者张磊(贵州遵义报道)

  

陈志万:遵义会议我站岗

  陈志万胳膊上的伤痕。

  

陈志万:遵义会议我站岗

  记者代表陈志万向王道金献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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