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万里长征转折之城 遵义充当长征"加油站"

　　湘江战役的惨烈，在当时当地就已铭刻人心；而遵义会议的转折，则要隔着时空的距离来打量，才显得愈加清晰。当记者离开湘江之畔的广西兴安前往贵州遵义时，终于可以稍释心中的沉重，就像已经知道大结局的观众一样，怀着喜悦之心来品味那部改天换日、乾坤扭转的革命史诗大片。

　　危机中改变路线遵义会议成就中国革命

　　1935年1月，中国危机重重。侵占东北已经3年多的日本关东军，相继两次制造“察东事件”，把魔爪进一步伸向华北地区。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蒋介石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在湘江岸边未能置红军于死地耿耿于怀。他带着夫人宋美龄亲自督战40万国民党军队，发誓要“解决”3万中央红军。

　　40：3，如此力量对比，实为长征以来的最大悬殊。在饿狼一般的敌人步步紧逼之时，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黔北重镇遵义秘密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不仅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扭转了当时的革命形势，也就此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命运。

　　遵义市党史办主任张黔生告诉记者，湘江战败后，李德、博古等人仍然奉行左倾错误主义路线，希望把军队带往湘西北，和贺龙的军团会合。对于李德、博古的这种想法，蒋介石早就知晓。如果李德等人一意孤行，带给中央红军的，必将是比湘江战役还要悲壮的牺牲——全军覆没。对此，毛泽东坚决反对，并建议红军改道贵州。对于毛的这个建议，几乎所有的红军高级领导都同意了。长期以来红军领导人在重大军事问题上形成如此一致的意见，还是第一次。随后红军占领遵义。

　　当记者站在遵义会议会址前的时候，已经是下午4点钟的光景。会址外，是一条类似于南京夫子庙的购物、吃喝之地，交通晚高峰的逐渐形成，让这里越发显得繁华和喧嚣。国民党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当年建造的这座砖木结构、中西合璧的私邸时，一定不会想到，他这占地528平方米的豪宅有一天居然会成为中国革命发生重大转折的地方。昔日柏公馆的名头，早就被毛泽东亲手题写的“遵义会议会址”所代替，这也是所有革命旧址中，毛泽东唯一亲笔题写名字的地方。

　　走进会址，拾级而上，周恩来、邓颖超以及朱德、康克清的住所分列两旁。对面就是召开遵义会议的小客厅。客厅如今依旧保持原貌，长方形的会议室，椭圆形的会议桌，桌子边顺延摆放着座椅，陈设简单但却庄重异常。就是在这里，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若干年后，人们才醒悟，中国的前途，历史的转机，其实就取决于这20人当时做出的决定。最终，会议通过了张闻天根据毛泽东发言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军事主张。正如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总结的那样：“遵义会议结束了。长征继续进行，毛泽东在掌舵。中国的道路就这样确定了。”

　　改变建新苏区设想遵义充当长征“加油站”

　　按照中央红军的最初设想，占领遵义之后，准备在遵义周边建立新的苏区。南京大学党史专家高华教授告诉记者，改道贵州，让蒋介石措手不及，也给红军在遵义休养生息留下很大的空间。但是在遵义建立新根据地的设想随后被否定。遵义党史办主任张黔生告诉记者，当时遵义经济落后，盛产鸦片，却产不出多少粮食，不具备维持不断扩大的红军生活的基础。这个地区三面环水，三条重要的河流——乌江、赤水和长江，形成了曲折的边界。遵义地区对于红军来说，只能遗憾地从革命根据地“降格”成为“加油站”。

　　这个“加油站”，在很多年后，仍是无数抵达陕北的红军的温馨记忆。张黔生告诉记者，在1942年美国人斯诺前往陕北采访毛泽东和长征之前，毛泽东正在发动走过长征的红军写一些回忆性的文字，其中，何涤宙回忆遵义10日生活的文字非常有趣，开篇就说：“这十天中没有行军的事，没有打仗的事，享受着城市……生活，是一年零一个月的长征生活中一段特殊生活。”

　　记者到达遵义之后听说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遵义的红军山，“住”着一位“红军菩萨”。记者走进已变成烈士陵园的红军山大门，看见广场中间红军烈士纪念碑后左侧就是“红军菩萨”雕像。张黔生介绍，其实这位被百姓奉为“菩萨”的红军，本名叫龙思泉，是个小伙子卫生员，并非雕像所展示的女性。红军占领遵义后，龙思泉积极为驻地群众看病，被誉为“活菩萨”。为给几位老乡治疗伤寒，龙思泉错过了大部队出发的时间，结果在追赶部队途中被敌军抓住杀害。群众出于感恩之心，将其掩埋，并立了碑。

　　张黔生告诉记者，“红军菩萨”是个带有“演义”成分的故事，但无论多么离奇，其实质是遵义百姓在用最朴素、最真挚方式表达对红军的敬意、热爱与怀念。特派记者 金燃 周西宁（贵州遵义报道） 本版摄影 周西宁

　　王道金在“传奇长征”大旗上签名。

　　王道金指点相册，回忆峥嵘岁月。

　　今日遵义，街道洁净，城市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