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不准倒扁集会，赤裸裸的民主倒退

　　台湾《联合报》今日刊登社论说，倒扁总部发动环台行动，遭到南部绿色执政县市的全面封锁，仅云林、屏东两县同意红衫军集会游行。在民进党执政下，民主自由理念日渐倒退萎缩，这是明显的例证。

　　否决倒扁活动的绿色县市长中，不乏当年参与党外民主运动的人士。如今权力到手，即忘了昔日抗争目的为何，忘了民主价值何在。果然，换了位子，就换了脑袋。

　　“集会游行法”被称为“恶法”，主要是它将“宪法”赋与人民的集会自由权交由行政权来核可，只要所托非人，便容易造成变相的箝制。但即使是“集游法”，也未授予审核机关拥有绝对的片面否决权，而是在避免重复、冲突或维安等情况下，可以对场地及时间的使用进行调度。从这一点看，绿色县市长对境内倒扁活动作全面性的封杀，完全是滥用行政权。

　　社论说，再看这些县市长所持的理由，千篇一律是：不希望发生暴力冲突，不希望浪费警力资源等。这些消极主张，都是从行政机关自身的立场出发，未从人民的需要考量。为了行政上的方便，而压制人民集会言论的积极权利，这不仅缺乏民主素养，根本就是反动。当民进党县市长煞有介事地高谈“安定”的大道理时，他们的心态与言词，和“戒严时代”的国民党“政权”何其肖似？

　　倒扁运动发起至今廿余日，红衫军大体维持了和平理性。其间，数度在中南部县市发生零星冲突，他们都是被攻击对象，而非施暴者。以这样的纪录，只要绿营政治人士约束其群众，地方警力略作有效部署，即能防止暴乱事件发生。不闹场，就不会有冲突。

　　社论指出，事实上，自从台湾“警政署长”侯友宜一怒之后，各地警察采取积极作为，反制群众为所欲为的气焰已经收敛许多。让守法的公民受到保障，这才是台湾社会应该追求的境界；可惜，这些绿色县市长却以唯恐冲突为由，公然剥夺守法群众的集会游行权；这种做法虽足以向陈水扁表态效忠，却也暴露了自己的无能和怯懦。

　　在南部七县市中，云林县长苏治芬和屏东县长曹启鸿均以“尊重人民集会权利”核准倒扁集会，算是做到了依法行政。相形之下，最令人不解的是高雄市长叶菊兰。十七年前，其夫郑南榕为了争取“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不惜自焚牺牲；现在，她一手批准挺扁团体举办数十万人的集会，另一手否决倒扁群众的集会申请，她相信的是百分之几的言论自由？

　　社论说，对于绿色县市的封杀，施明德批评是“没有戒严令的戒严作风”，以及权力“合法化的堕落”；这种沉痛，所有目睹过台湾民主转型阵痛的人，都应该不难体会。靠群众运动起家的民进党，如今对群众运动却充满畏惧，难道不是因为它愈来愈远离人民了吗？即使在自己执政的大本营，都只能靠行政权来阻却人民的合法集会，这不是民主的倒退是什么？

　　从陈水扁执政的“锁国”，到绿色县市长的“锁县”，可以看出从“中央”到地方的共通变化：不只是民主信念退化，同时也是自信心丧失。也正因为自信心丧失，所以需诉诸权力来打压异己；正因为民主信念退化，所以也就愈发不择手段、不顾观瞻。

　　社论认为，同样耐人寻味的是，冻省之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层级虽然减少，但由于“中央”对财政权力的侵夺，加上“总统”独揽行政大权，县市首长的自主性反而大不如昔，甚至成为党的政策附庸。绿色县市联手封锁倒扁集会，他们怕的其实不是和平示威，更不是害怕群众冲突，而是怕政治不够正确，迎不到“中央”对自己关爱的眼神。

　　有人申请在台北市府前对马英九进行数日跨夜抗议集会，立刻获北市当局核准。相形之下，叶菊兰等只准绿军大游行，不准红衫客集会的作风，不仅可笑可耻，亦且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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