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访沙尘

　　中共北平地下党积极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图为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中共地下党支部组织进步师生创作的漫画。

　　解放初期的刘致祥

　　刘致祥近照

　　赵凡近照

　　出狱后照片

　　孟志元近照

　　年轻时照片

　　北平和平解放后，市长聂荣臻、副市长张友渔颁发给潘女士母亲的委任状

　　刘增起和老伴一起精心种菜，把家布置得像江南的田园风光

　　▲生活在植被退化严重的沙地上的孩子

　　▲草原上放牧的很多，这也是草原退化的原因之一

　　▲浑善达克沙地有一个叫扎格斯台淖的湖，成群的水鸟在湖面上翱翔。而在对岸的土坡上，到处是大片大片裸露在外面的沙地

　　▲巴音苏日格嘎查的那松一家6口人全出动，将草晒干后运回家。今年的雨水好，草的收成是去年的两倍

　　▲沙地秋天很短暂，难得晴空万里

　　▲牧民巴根拉骑着摩托车带着妻子上街，妻子“全副武装”

　　▲浑善达克沙地上所谓的路，就是许多车轮在草原上碾出来的沙路，上面印着深深浅浅的车轮印，有的深达20厘米，形成一条“沙沟”，车速稍微快点，就会扬起一路沙子

　　造访沙尘

　　■秋季里，一路只闻百草香

　　北平暗战

　　■迎解放，北平广布地下党

　　记者探访京津风沙源头——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 与春季沙尘漫天形成对比

　　秋季造访沙尘地 一路只闻百草香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的浑善达克沙地，和科尔沁、毛乌素、呼伦贝尔并称为我国的四大沙地。这块沙地总面积710万公顷，东起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至苏尼特右旗，纵贯锡林郭勒草原，平均海拔1100多米，距北京直线距离约200公里，是离北京最近的沙源。

　　近年来，每到春天，浑善达克沙地的沙子就借西北风涌向京津地区。据相关部门统计，刮到北京的每10粒沙子中，就有3-4粒来自这块沙地。今年夏天雨水充足，北京的沙源地在夏秋交替的季节会是什么样子呢？9月，记者踏上了寻找北京风沙源的旅程。

　　追沙记忆

　　苦涩的沙

　　吹疼脸庞的感觉

　　汽车在夜幕下疾驰，记者的思绪回到了今年4月。当时，我们驱车逆着冲进京城的沙尘，赴河北张家口和内蒙古乌兰察布等地采访。路上，包头的朋友打来电话说：“包头的天儿已经被刮灰啦……”在电话那头，“呜呜”的风声随着朋友的话音传到记者的耳中，说话的声音也被风声掩盖得时断时续。

　　在从张家口通往内蒙古的高速公路上，路面已被一层黄尘笼罩，路两边的大树拼命地摇晃，纸屑和塑料袋不时撞到风挡玻璃上。在密封性能很强的越野车内，一股明显的泥土味弥漫着。打开车窗，带着沙子的风打在脸上，格外地疼。当时风沙留给记者的记忆是苦涩的。

　　深入沙地

　　植被郁郁葱葱

　　路上风景正好

　　9月2日，记者从张家口来到内蒙古的正镶白旗，到达了浑善达克沙地南部边缘。当地的居民告诉记者，在正镶白旗东北方向50公里处的正蓝旗桑根达来苏木（苏木是蒙古语，乡镇的意思），整个镇都处在浑善达克沙地中。

　　9月3日，记者在从正镶白旗去往正蓝旗桑根达来苏木的路上，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植被长得正旺，极少看到裸露出来的沙地。有些地方还汇集了一摊摊水洼，映出湛蓝天空上的白云。水洼里还有一些不知名的飞鸟在歇脚、戏水，时常被前来饮水的牲口惊起，在水洼上头低空盘旋。

　　“这就是浑善达克沙地腹地了，你别看这里现在这么美，春天的时候它就是一个魔鬼。”当地的司机陈师傅告诉记者，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这里就像疯了似的，每到春天都会刮沙尘暴。陈师傅说，等到天气变冷，这里的草就枯萎了，草丛下的黄沙也就裸露出来了。

　　入侵我国的沙尘路径

　　西路:从蒙古西部和哈萨克斯坦东北部东南下，影响新疆西北部、华北及以南地区

　　东路:从蒙古中东部南下，影响我国东北、内蒙古中东部和山西、河北及以南地区

　　中路:从蒙古中西部东南下，影响我国内蒙古中西部、西北东部、华北中南部及以南地区制图/毛京东

　　沙地生活

　　昔日游戏乐园 今朝断壁残垣

　　听说记者要去浑善达克沙地，许多司机都不敢去，称“那里路太难走了”。

　　记者辗转联系到在这里生活了30多年的老司机黄宝祥，他开着一辆老吉普车，经常出入沙地，对地形十分熟悉，驾驶技术也很高。

　　谈好行程后，黄宝祥加足了油，就往桑根达来苏木的东部驶去。在开出小镇约5公里后，路面就变成了凹凸不平的沙地。“沙路”上印着深深浅浅的车轮印，有的深达20厘米，形成一条“沙沟”，车速稍微快点，就会扬起一路沙子。

　　38岁的黄宝祥指着一片在沙堆之中的残墙告诉记者，在他小的时候，这里还是所小学，他经常和伙伴们一起在沙地里玩“打仗”，当时草深得让人都有点害怕，如今这里早就不能住人了。

　　风沙又要来袭 出门“全副武装”

　　桑根达来苏木阿拉台嘎查（嘎查是蒙古语，大队的意思）的牧民巴根拉骑着摩托车带着妻子上街，夫妻二人都是“全副武装”：妻子头上裹着围巾，戴着口罩；巴根拉则戴着墨镜。巴根拉告诉记者，最近又起风了，他们外出时得做好防风沙的准备。

　　巴根拉告诉记者，原来这里的草原特别漂亮，见不到一点沙子，冬天雪也大、雨也大，雪融化后草就开始长了，“那时，大家脑海里根本没有‘沙尘暴’这个词。”他说，现在草场都分到了各个牧民家，大家都把自己的草场围了起来，出门就只能走没有被围的草场，大车小车总是往这条路上走，因此就把路轧得寸草不生。

　　雨水充足碧草肥美

　　牧民“秋收”打草忙

　　因为雨水充足，今年秋天的浑善达克沙地，几乎每个草场里都长满了半人多高的草。

　　巴音苏日格嘎查的那松一家6口人都出动，将几天前割的草晒干后，满满当当地堆在拖拉机上运回家。那松告诉记者，他家共有1040亩草场，今年能打30吨草。

　　由于浑善达克沙地植被比较脆弱，当地政府在已经规定在每年3月25日到5月10日的一个半月时间内，不准在草场上放牧。这段时间只能实行圈养。因此，牧民们就要在冬天来临之前囤积好牲口过冬和禁牧期的饲料。

　　那松用袖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子，满脸喜悦地说，这些草料足够他家的牲口吃了，“今年托老天的福，估计还可以卖些草料。”

　　沙地人物

　　河北老汉沙地种菜

　　打造江南田园风光

　　今年60岁的刘增起住在桑根达来苏木，记者来到他家，发现这里简直是草原上的江南人家：两间小平房，院子内种着豆角、菠菜、西葫芦，菜园边上还栽了几株月季花。

　　刘增起的老家在河北枣阳县，1963年，他随爷爷来到这里。他的孩子长大成人后，都去了镇上做生意，家里只剩下他和老伴。刘增起就和老伴一起精心种菜，把家布置得像江南的田园风光。

　　刘增起指着门前对面的土丘告诉记者，原来这个土丘是在东边的，没有几年的工夫就移动了几米。他说：“在冬天，土丘的植被都枯萎了，大风一吹就有流沙，常年累月，这个土丘就移动了。”

　　发动乡亲搞绿化

　　植树大户治风沙

　　今年50多岁的贾义祥是多伦县蔡木山乡的新闻人物，他1995年开始治理荒山，承包面积有5000亩。当时他家里养了500多只羊、86头牛和12匹马，年收入达八九万元，腰包里鼓鼓的。

　　眼看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草原的草越来越少，沙子也越刮越多，贾义祥做出了令人惊讶的举动：卖掉牲畜，买回树苗，带着家人治理他所承包的荒山。花了近10年的时间，当初光秃秃的荒山又出现了新绿。

　　老贾还发动乡里的牧民承包荒山、种树绿化。乡里的人说，经过几年的植树造林，看到原来猖獗的沙子少了，心里也很舒坦。

　　治沙有道

　　树绿色屏障防风沙

　　浑善达克沙地生态研究站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内蒙古结合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大力促进农村牧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全区发展了以山杏仁、沙棘、枸杞、柠条、沙柳等灌木为原料的沙产业加工企业，涉及食品、药品、人造板、灌木饲料等多个门类，年产值达10亿元以上。

　　这名工作人员说，随着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实施，内蒙古的防沙治沙事业进入了快速度、大规模、高质量发展的阶段，近5年全区年均造林绿化面积超过了1000万亩，森林覆盖率已达到17.5%，治理速度与荒漠化扩展速度基本持平。

　　植被的恢复建立起遏制沙漠推进的生态屏障，大大减少了沙尘暴的发生，对减轻风沙危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文并摄/记者 杨章怀

　　浑善达克沙地秋天很短暂 当地居民抱怨春天来得太快 到时又将出现扬沙天气

　　来春一夜北风起风吹草低沙飞扬

　　记者到达桑根达来苏木的时候，这里的天气开始变凉，狂风“呼呼”响着，但是没有一点沙尘，街上的行人都穿上了秋装。

　　小商店的老板将门窗关得严严实实，唠叨着：“头一天还是穿单衣的，今天天气就突然变了，这个夏天就这样过去了，马上又是冬天，紧接着又是春天了。”从她的语气中，记者听出几分抱怨和无奈。

　　敌后工作从零开始 大浴池内传送情报 新闻界里掌握内情 党员女儿争取傅作义

　　迎解放 北平布下三千“特种兵”

　　1949年之初，北平以和平方式解放。各界人士奔走相告，庆幸千年古都免浴炮火，城内百姓免受战乱。解放军在平津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傅作义将军的深明大义……这些促成和平的因素一直被传诵至今。

　　除了人们熟悉的原因，还有一些人、一些事，也在争取和平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工作性质决定了这些人和事往往是不被多数人所知晓的。这就是所说的第二条战线——北平地下党组织的斗争。

　　今年，已是新中国成立57周年，当年的热血青年早已成为白发老人。本报走访当年的老地下党员，推出四个版的北平地下党专题报道，回顾历史，重拾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重温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地下组织

　　敌后工作从零开始

　　有关北平地下党组织的建立情况，聂荣臻1979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怀念地下党负责人刘仁的文章中，曾有较为清楚的介绍。

　　1942年，毛泽东指示要注意开展敌占区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准备力量，配合将来的战略反攻。晋察冀分局根据党中央指示，决定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以后改为城市工作部），由刘仁同志任书记。

　　抗战初期，华北平津等大城市的地下党组织奉命撤退，转入华北敌后，发动、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刘仁几乎是从零开始。他从根据地陆续挑选了一批来自平津、在城内有社会关系可以掩护的党员干部，同保留下来的很少几个党员结合起来，逐步开辟地下斗争。

　　组织发展党员三千

　　除了从根据地派人，刘仁还有计划地组织敌占区大城市进步青年到根据地学习，从中发展新党员，再有计划地派回去。

　　地下党组织就这样像滚雪球一样，由小到大。之后，党组织在北平建立了学委（学生工作委员会）、工委（工人工作委员会）、铁委（铁路工作委员会）、工委（工人工作委员会）、平委（平民工作委员会）、文委（文化工作委员会）等地下党的领导机构。

　　聂荣臻在文章中写道：“到一九四九年初北平解放时，北平地下党已发展到约有党员三千。”这些工作，都为解放后建立首都党政、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导机关和接管各个基层单位准备了大批骨干力量。

　　地下活动

　　大浴池内传送情报

　　解放前，北平有一家最大的浴池，字号叫“东升平”。这家浴池靠近原来的北平火车站，处于繁华闹市之中。浴池共有三层，第三层楼上设有特等官堂单间盆浴，在浴池业中，这里是设备最好、价格最高的。

　　当时，到“东升平”特等官堂洗澡的多是有钱有势的人，这就包括许多国民党的许多达官贵人、特务头子、高级军官等。地下党组织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开始活动了，并且配备了较强的党员力量。这主要是因为，和那些特殊顾客打交道，随时能获得情报。另一方面也可以保护同志，当时地下党的领导同志都到这里来接头，表面上洗澡，实际是听取工作汇报。

　　敌人对这里的戒备是比较放松的，甚至会把枪支交给工作人员保管。国民党警察局一个姓安的官儿是这里的常客，一次，他把枪交到工人李福海手中时，还说：“到了别处我不放心，在你们这儿安全，这枪交给你保存。”那时候，国民党正在北平全城搜捕共产党，这位官员却不知道，自己把枪亲手交到了共产党员的手中。

　　新闻界里掌握内情

　　国民党政府对新闻宣传的控制是十分严格的，但是仍然有地下党员成功打入新闻界，获取了很多有用信息。

　　1946年，地下党员纪刚在党组织的指导下，开始不断地给北平各报投稿，造成印象。后来，纪刚进入一家国民党军统外围组织的报纸《北平纪事报》，先从练习生开始。纪刚做过校对、接电话的工作，也采访些稿件，不到两个月就争取当上了记者。不久，他在新闻界混熟了，从不少新闻记者那里了解到许多采访不到的信息。

　　1947年初，纪刚和李孟北先后进入《平明日报》工作，分别采访市政和军政新闻。尤其是军政新闻，经常深入虎穴刺探军政情报。他们把能够通过报纸反映的，比较系统地写成文章公开发表，因为解放区能收到各种报纸。不宜公开发表的情报，立即通过地下电台，发回城工部。

　　北平地下党组织

　　（ 1948.12-1949.1.31）

　　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

　　部长 刘仁

　　北平学生工作委员会

　　书记 佘涤清

　　杨伯箴（后代理书记）

　　北平市政工人工作委员会

　　书记 张鸿舜

　　北平铁路工作委员会

　　书记 叶克明

　　北平平民工作委员会

　　书记 赵凡 苏一夫（后）

　　和平解放

　　北平能够和平解放，与解放军在华北战场的胜利有着重要关系。解放军大军围城，对国民党产生了强大的军事压力。而当时地下党组织对于傅作义将军的争取工作，也是功不可没的。

　　党员女儿出面试探

　　1948年初，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刘仁指示学委出面，代表共产党正式与傅作义方面谈判。经学委研究，由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出面向她父亲试探，看傅作义的反应如何。

　　傅冬菊是傅作义的大女儿，也是共产党员。当时，她在天津《大公报》工作，组织上特意将她调回北平。当她向父亲转达党的意图时，傅作义怕是“军统”特务通过他的女儿套他。根据当年学委负责人的回忆，父女俩曾有过这样一番对话：

　　傅作义：“是真共产党还是军统？你可别上当！要遇上假共产党，那就麻烦了。”

　　傅冬菊：“是我们同学，是真共产党，不是军统。”

　　傅作义：“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

　　傅冬菊一下答不上来，去请示上级，上级明确指示她说是毛泽东派来的。傅作义则表示可以考虑。这是一次试探性的正式接触。

　　争取身边重要人物

　　初步了解傅作义的态度后，党组织又通过其他途径做了很多工作。比如派共产党员李炳泉同志先做通了他的堂兄、傅作义“剿总”总部联络处长李腾九的工作，再通过李腾九找傅作义去谈。

　　在与傅作义的最后谈判阶段，地下党组织争取到的三个深得傅作义信任的人物，起到了桥梁作用，他们是傅作义的老师刘厚同、同事华北“剿总”副司令邓宝珊和女儿傅冬菊。

　　傅冬菊的工作主要是了解她父亲的动态。傅作义有时思想斗争激烈，唉声叹气、发脾气、咬火柴头。对他的这些细微的情绪变化，地下党组织都很清楚。这些都及时写成电文，被转到前线指挥部。

　　解放后，刘仁同志谈到这些事情时，曾经转述了聂荣臻同志对情报工作的表扬：“聂司令员说，‘你们对傅作义的动态了解得可真清楚，在战场上，像这样迅速、准确地了解敌军最高指挥官的动态乃至情绪变化，在战争史上是罕见的。’”

　　本版撰文/记者姚奕

　　掩护同志进入敌占区运送传递子弹及贵重物资亲身经历写成电影《地下尖兵》

　　善周旋 地下尖兵两送“密电台”

　　化装、接头、秘密电台……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这可能只是在电影中才会出现的情节。六十多年前，这些却是二十岁刚出头年轻人的真实经历。

　　解放战争时期，北平虽在国民党控制中，但地下共产党员们始终未断绝与“家”中的联系。因为，党的秘密电台一直在工作着。电波不断，在延安与北平间传递着信息和情报。在这些永不消逝的电波背后，是地下尖兵们出生入死的工作。

　　秘密交通员的故事

　　党员档案

　　姓名：刘致祥

　　年龄：80岁

　　地下党身份：北平城内至妙峰山秘密交通员

　　解放后职务：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离休

　　自己亲身经历

　　写成电影《地下尖兵》

　　解放初，一部描写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地下党情报工作的电影《地下尖兵》，给当时的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部电影的编剧就是刘致祥。他创作的灵感，都来自于真实的地下工作经历。

　　采访刘致祥经历了一番周折，因为老先生80岁了，最近身体状况不太好。由于生病，他不能长时间与人交谈。

　　但是，在得知记者是为纪念国庆节采写地下党专题报道后，刘致祥特意让女儿打来电话，同意接受采访。女儿在转述父亲心愿时说：“对我父亲来说，那些经历一直让他感觉充满激情，作为亲历者，他觉得有义务把当时地下工作的情况讲出来。”

　　影片情节再现

　　北平地下党真实生活

　　9月的一个晴朗的下午，记者来到刘致祥的家中。老先生躺在床上，面对记者的问候，仍然不忘伸出手握手致意。他看起来精神挺好，话题就从电影《地下尖兵》谈起。

　　“电影里陶干的原型是我的领导李才，孙莹的原型就是我。”刘致祥说。他1943年参加革命，后来在晋察冀社会部平西站担任北平城内至妙峰山的秘密交通员，直接领导是李才。当时，情报这条线上的活动，与北平城里其他地下党组织都没有横向联系，是一条鲜为人知的战线。

　　刘致祥的主要任务是向党中央运送大宗各地出版的报纸杂志，便于党中央了解国民党统治区的情况；运送秘密电台进城；掩护领导和同志进入敌占区；传递、运送子弹及贵重物资等。后来，这些亲身经历成为刘致祥创作电影剧本的素材，接头、送情报等很多情节被写进其中。文并摄/记者 姚奕

　　一送秘密电台 用国民党证混进城

　　在刘致祥的任务中，护送电台进北平是非常艰巨的。

　　内战开始后的一天，在北平城外平西情报联络站，刘致祥的上级领导李才，指着放在炕头的一只半新不旧的小皮箱说：“电台已经放在里面了，钥匙由我拿走，无论你遇到什么‘恶鬼’，都要做到不许他们打开箱子。”

　　第二天一大早，刘致祥带着电台出发了。快到目的地时天色已晚，他遇到了一条深及胸部的小河。为了躲开敌人的哨卡，他涉水过河，并躲进了树林中。

　　天放亮后，一位穿着笔挺西装，脚蹬闪亮皮鞋的年轻人提着皮箱从林中踱步而出。原来，刘致祥已化好装，准备入城。坐上一辆较新的三轮车后，他直奔西直门。在城门口，一个宪兵走过来，要开箱盘查。

　　“箱子是我们科长亲自锁上的，我可打不开。只让我早上八点半以前送到市党部，不得有误。”刘致祥平稳、缓慢、又带点懒洋洋的样子解释着，同时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个蓝色的、硬壳的、上面有国民党党旗的小本本，晃了一晃。

　　宪兵一看，立刻换了一副笑脸放行了。

　　三天之后，刘致祥将电台完好地交到李才手里。“他拍了拍箱子，说‘安然无恙嘛！想吃什么，今天犒劳一下你！’”尽管经过了许多年，刘致祥还清晰地记得当时李才跟他说的话。

　　二送秘密电台 妙计制造途中偶遇

　　1947年夏天，李才又从根据地带回了一台美制特工电台，需要运进北平城。这一次，仍然需要刘致祥的配合。

　　刘致祥穿戴成学生模样，带着装有电台的小箱子，骑自行车到了海淀黄庄那边，把车停在路旁后，看四周无人，迅速拔掉了后车带的气门芯，车胎瘪了。

　　这之后就是等待，刘致祥做出无奈的样子，守在路边。过了一会，一辆小轿车在他后面停了下来，李才打开车门冲他大声说：“表弟，姑妈好吗？你不骑车，停在这儿等谁？”

　　“表哥！真巧！”刘致祥先是惊喜，然后又沮丧地说：“进城回家，半路车坏了，真是倒霉！”

　　与李才同车的一个中年男子说：“那就坐我们的车进城吧？”刘致祥故意为难地说：“那我的车怎么办呢？这样吧，请你们帮我把手提箱带回城去，我推车也方便点。”就这样，小手提箱被李才接过，放在了车上。

　　车上的中年男子是“中国航空公司”的高级职员，由于每天都有“中航”的汽车往来，看守城门的国民党宪兵、警察对司机和汽车早就熟悉，所以未加检查便放行了。这个电台，也神不知鬼不觉地安全入城。

　　回忆起这段经历，刘致祥不失幽默地说：“说句土话，当时那些特务宪兵，根本就没想到我们会有这招儿！”

　　译电员的故事

　　电波不断 连接北平与党中央

　　交通员将电台运进北平后，利用电台与党中央联系的重任，便交到了地下电台的报务员和译电员身上。当年的译电员方亭，后来曾对这一段历史做过非常详细的描述。

　　三处地下电台 未被敌人发现

　　解放战争时期，党组织在北平共有三处地下电台。这三处电台都没有被敌人发现，似乎创造了一个“奇迹”。当然，这个奇迹是地下党员们精心维护、周密策划才实现的。

　　比如措施之一就是多变。电台的波长、呼号和密码经常变换。三个报务员都搬过几次家，发报量不大时，就三个台轮换，收发报时间错开，来往的电文也都很短。敌人很难发现电台活动规律，即使听到可疑信号，也是很快消逝，再也找不到。

　　天线就在头顶 敌人竟未发觉

　　保密工作再周全，也可能有突发事件发生。方亭就亲身经历了一场虚惊。

　　1949年1月初的一天，早上8点左右，电台正在工作，突然响起敲门声。方亭和报务员艾山掀开窗帘一看，门外站着地方保甲和防护团的四个人。由于猝不及防，俩人急忙从里屋出来，把里屋门掩上后才开门让进这伙人。

　　看到没有国民党的警察和宪兵，俩人的心里先踏实了一点。后来一交谈，才知道原来对方是看中了她们所住的这所产权还有纠葛的房子，心里就更有底了。

　　于是，俩人开始跟这几个人周旋，方亭的母亲也帮着编故事。

　　当时，发报机的天线伪装成收音机的天线，凌空从外屋拉进里屋，这几个家伙站在里屋门口不远处，天线就在他们头顶上，却没有人注意到。

　　等把这些人打发走后，收发报机还摆在里屋的床上呢。

　　后勤部门探敌情对敌斗争有技巧三年两度被捕入狱和平解放转危为安

　　陷囹圄 红烙铁烫不怕“硬骨头”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2月3日，原国民党军需被服系统的几千名工人，和城内其他居民一道，敲锣打鼓，高举红旗，参加了欢迎解放军入城的仪式。

　　“对于战斗在白色恐怖下的地下党员来说，和平解放给我们的感觉更是欢欣鼓舞、激动万分。”地下党员孟志元老先生回忆说。而对另一些地下党员来说，解放还意味着自由的到来。

　　故事一

　　两度被捕入险境 和平解放转为安

　　党员档案

　　姓名：赵凡 年龄：90岁

　　地下党身份：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市工作部平民工作委员会书记

　　解放后职务：曾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等职

　　抗战胜利后 到北平任平委书记

　　“今年初我刚过完90岁生日。”赵凡声音洪亮地说。他来回踱着步，带领记者参观客厅里挂着的四张放大的照片，语速和动作像年轻人一样敏捷，看不出因为年事已高带来的半点缓慢。那些照片是建国以后他负责修建十三陵水库等工程时，与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合影。

　　赵凡1937年入党，1945年被派往北平，任平民工作委员会书记，领导平委开展地下工作。当时平委的工作范围包括：浴池、油盐店、酱菜园、警察、三轮洋车夫等。三年中，他曾两度被捕，还在狱中遭受敌人的酷刑。

　　第一次被捕 几袋面粉换回自由

　　1948年6月，赵凡去井儿胡同找孙春元同志。他并不知道孙已经在前一天被捕，所以遭遇到了正在蹲守的警察。面对盘问，他一口咬定自己就是来买麻绳的。虽然没有掌握什么证据，但敌人还是把他抓了起来。被关押的第5天，赵凡说服看守给爱人葛纯送了信。在信中，赵凡说明要给看守点钱，还暗示自己被捕但没有暴露身份。

　　葛纯收到信后，立刻与地下党员傅世钧商量如何营救。两人分析敌人没有抓到什么把柄，只把赵凡当做嫌疑犯。傅世钧当时在前门庆乐戏院查票，就找管卖座的一个头头郭七帮忙。

　　郭七专门伺候警备司令部常来戏院弹压（监控）的警察龙班长，傅世钧通过郭七多次找龙班长疏通，葛纯也抱着孩子去要人。7月21日，赵凡终于被营救出狱。后来，组织上让傅世钧请郭七和龙班长吃了饭，并送去几袋白面了事。

　　第二次被捕 和平解放转危为安

　　1948年12月，“大生号”油盐店地下党员张喜增被捕叛变，牵连了一部分平委地下党员。26日早晨，一伙军警突然破门而入，不容分说就把赵凡带走了。

　　对于被捕后的情形，赵凡回忆道：“我知道问题严重，打定主意不开口，因为只要一开口敌人就会不停地追问，难免不慎出了纰漏。”敌人见他一言不发，就用皮带毒打他，还让叛徒张喜增来跟他“谈谈”。这些都没有什么效果，又再次严刑逼供，用烧红了的烙铁烫赵凡两边腋下。直到敌人人困马乏，赵凡也没有吐露一个字，敌人只好把他关在炮局胡同的北平陆军监狱。

　　1949年1月22日，监狱看守突然把门打开，宣布北平和平谈判成功，所有在押人员被无条件释放。赵凡和两位难友一同出来后，三人到隆福寺一家照相馆，拍下了一张有纪念意义的照片。

　　文并摄/记者 姚奕

　　故事二

　　后勤部门地下党 传递军情不延误

　　党员档案

　　姓名：孟志元 年龄：76岁

　　地下党身份：国防部联合后方勤务总司令部平津被服总厂党支部组织委员

　　解放后职务：曾任北京市环保局局长、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等职

　　人小志大 15岁入党的裁剪工

　　孟志元生于北平的一个工人家庭，小学刚毕业就进入了工厂，成为当时日本统治下的军需工业垄断集团兴亚被服株式会社的工人。1943年，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城市工作部派苏瑞同志打入兴亚被服二厂当工人。

　　在苏瑞的影响下，孟志元开始参加革命活动。1945年5月，经苏瑞介绍，孟志元入党。那时，他还只有15岁。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管了孟志元所在的工厂，孟志元在厂里的公开身份是裁剪工人，秘密身份则是党支部组织委员。

　　裁剪这个工种分为5等20级，孟志元是最高级别的特等一级技工。直到今天，已经76岁的老先生依然保留了这份手艺。“现在大家都买现成的衣服了，不过家里的小保姆有时候还会来求我：‘爷爷，帮我裁件衣服吧。’我就给她裁一裁，这孩子还挺喜欢的。”孟志元笑着对记者说。

　　对裁剪的得心应手，也使得地下党员开展对敌斗争更加有技巧。“比如搞服装等军需品定额的时候，粉笔往里一点画是省布料，往外一点画是浪费布料。我们的目的就是消耗敌人的材料，所以都往外画。虽然只有一点之差，但成百上千套军需品就会多用好多材料。敌人虽然派人在旁边监视我们，但是根本看不出门道来。”

　　后勤部门 也能提供军事情报

　　“虽然我们是后勤部门，但一样可以得到军事情报，这里边也有学问。”孟志元说。

　　除了消耗敌人的材料，通过敌人后勤部门的活动获取情报，也是军需系统地下党组织的重要任务。因为这个部门可以掌握敌人军需被服等供应的数量，以及什么时间、运往何地、送给什么兵种。通过对这些情报的分析，可以有助于了解敌军驻地、人数、兵种和动向。

　　孟志元至今还能回忆起几个生动的例子：“1947年秋天，厂方急令赶制美式机械化师的两万套冬装，我们弄清了出厂日期，并且了解到是运往东北，为葫芦岛登陆的国民党王牌军队准备的冬装。还有1948年的秋天，我们又摸清了为驻西北敌军生产的五万套冬装，是运往张家口等方面的。凡是这样的新生产任务，我们都及时把情报送给党组织。”

　　一旦开战 我们可以开朝阳门

　　由于军需系统的地下党组织的斗争比较成功，发展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很多，因此，在解放军大军围城时，孟志元和他的同志们又肩负了一项重要的任务：一旦开战，要为解放军打开朝阳门入城。

　　“选择由我们来打开朝阳门，一是因为我们厂离朝阳门比较近，二是因为我们手里有武装。”孟志元说。原来解放军围城时，厂里的特务连已经能够听从党组织的指挥了。

　　不久，北平和平解放达成协议的消息传来。被服厂地下党组织的这项重任，也渐渐不再被人提起。但是对于参与这项任务的人来说，这段经历是难以忘记的。

　　父亲办公室成秘密联络点“邻居”明借煤油暗试探母亲接任务保证同志安全

　　巧掩护 办公室做同志“庇护所”

　　“ 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的大字报糊满了我家的门窗，指责父母为历史反革命。我们几个孩子因突然的变故而惊呆了。父亲则因受辱而变得激愤，一把扯下大字报（为此举动父亲没少挨斗）。”

　　9月初的一个下午，潘女士坐在记者对面，平静地讲述着几十年前的往事。

　　“也就是在那天晚上，我们才知道父母曾是中共地下党员，有着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 ”

　　采访手记

　　经过多少风风雨雨，当年的热血青年已成白发老人。在采访老地下党员，以及查阅当年地下党员回忆资料的过程中，仍然能够感觉到，那段岁月给他们的影响是多么深刻。

　　尽管很多人年事已高，有的还卧病在床，但是他们都欣然接受了采访。人生到了这样的阶段，已无所谓名与利，他们愿意接待媒体，是出于一种责任感，一种把自己见证的历史传告后人的使命感。

　　希望这些报道，能不负前辈的期望，真实地再现历史，真实地记载人生。

　　在潘女士的记忆中，父亲很少提及自己在国民党部门秘密为共产党工作的经历。她说：“说来很后悔，小的时候我懵懂无知，以后又漫不经心，直到父亲与我天各一方时，自己才意识到失去的不仅仅是父亲，也包括了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现在我的父亲已经过世了，母亲更不愿意多说那段历史，她的一生已习惯于低调，对于曾因此带来的无论是痛苦还是荣誉都已看得很淡很淡。”

　　虽然母亲不愿多讲，但潘女士还是慢慢知道了一些当年的事情。

　　结婚消息见报 朋友到来人生改

　　“1946年，我的父亲被调任北平地方检察院的检察官，母亲当时已是北平地方法院的民事推事（法官）。俩人结婚的消息见诸报端的第二天，父亲在抗日前线结交的一个朋友突然不期而至。那天他们谈了很久，母亲认为是这个人的到来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过了两天，这人又带来一个人，高高瘦瘦的。来人（中共北平地下党负责人之一）将一包文件交给父亲保管，此后他就经常来找父亲（父亲的上线）。

　　“当时北平正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地下党的一些据点不断暴露。在那种情况下，如果能在敌人的眼皮下设立我党的联络点，似乎才更安全。一段时间以后，我父亲的办公室就成了当时地下党的联络点之一。

　　“渐渐地，解放区来的人和到解放区去的人越来越多。父亲不仅要提供情报，还要负责往来同志们的吃住行的费用，加之后来掩护工作越来越重，父亲一人不堪重负，于是母亲也参与进来。”

　　母亲工作套间 成同志庇护场所

　　“不久，北平地方法院要委任母亲为民庭庭长。母亲感到关系重大，立即通过父亲的上线，向党组织请示。党组织认为机会难得，提出要将国民党的法庭拿过来为自己人服务。

　　“当时为了确保组织的安全，地下党员之间都采取单线联络的方式，而母亲的上线恰恰就是我的父亲。每次接待 ‘ 家 ’ 里来人的任务，都是通过我父亲布置给母亲的。

　　“一次，一位负责人带来七个人及油印机、文件等来找父亲，说是他们的据点暴露了，不能再呆在北平。但是他们又不可能立刻出城，要等到党组织找到合适的时机和线路，才能安排他们回到解放区。在这之前，这八个人只能躲在北平城里，而母亲的任务是要绝对保证他们的安全。

　　“母亲说，她的办公室是一个套间，这个套间的里间还有一个卫生间。正是这个当时配给庭长的办公室，后来成了掩护同志最安全的地方。整整七天，八个人都藏在母亲办公室的里间，吃的喝的用的每天由她带去。

　　“这七天是非常艰难的，因为白天母亲要办案，办公室总会有人进进出出，这些同志不能发出一点声音，否则就会暴露。只有到了深夜，他们才能用电话与外界联系，但又只能在黑暗中进行。

　　“好在第八天的夜里，‘家’里来了一个人，称危险期已过，要求留下两人转住父母家，其余六人当夜被送往解放区，文件及油印机则交给来人带走。父母又一次出色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邻居”晚上敲门

　　明借煤油暗试探

　　“除了把往来的同志安排在办公室，父母也时常在家里做接待和掩护。这种频繁接待访客的情况，引起了一个‘邻居’的注意。

　　“听母亲说，那时候晚上常常拉闸停电，煤油就成了必需品。起先，那个‘邻居’常常会在来人前脚进门后，跟着就敲门讨煤油，有时也会拎个暖壶要开水。母亲说最可怕的就是要开水这一招儿了，他要等到水开，其间东问问西摸摸，将来人尽收眼底。

　　“当时母亲并不知道这个‘邻居’的真实身份，只是觉得有些麻烦。为了同志们的安全，她索性主动让保姆给‘邻居’送去一些吃的、用的。‘邻居’家里小孩多，生活比较拮据，这种‘礼物’多少能阻止‘邻居’少来家里几次。尽管当时父母的工资，多数都用在了往来同志们的食宿、交通等方面，自己的生活很简朴，但在对待这个‘邻居’上却从来没有吝惜过。

　　“解放后这个‘邻居’告诉母亲：‘其实我早就知道你们是什么人。’或许正是这不经意间的‘贿赂’起了作用，它不仅保护了来往的同志们，也使这个有很多孩子需要供养的‘邻居’，最终也没有举报。”

　　父亲下班未归母亲深夜寻遍城

　　“解放军大军围城时父母更忙了，既要做掩护工作，又要应付住在家里的傅作义部队，还要与特务斗争，形势非常严峻，随时都有暴露和牺牲的可能。

　　“有一天父亲很晚还没有回家，母亲非常担心，就坐上人力车满城去找他，几乎找遍了国民党军队把守的每个重要城门。深夜，当父亲在母亲噩梦般的等待中回到家时，他做什么去了，母亲却只字未问，她觉得父亲的平安归来就是最好的回答了。”

　　父母留信托孤 保姆承诺定抚养

　　“母亲说，在决定从事地下工作时他们就已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但在第一个女儿出生后，年幼孩子的安全则是他们必须考虑的。父亲建议送回老家去，母亲则坚持不到最后一分钟不能母女分离。于是他们给保姆一笔数额不小的钱，并给孩子的爷爷写了一封信，还贴上邮票。

　　“他们请保姆务必在他们被捕时，将孩子带回她的老家。同时，想办法把这封信送到爷爷的手中，爷爷见到信一定会来接走孩子的，但在没人来接孩子之前请用那笔钱抚养孩子。

　　“那时候物价涨得飞快，怕钱不够用，母亲嘱托完又把自己的首饰拿出来，让保姆在必要时变卖了保证生活。保姆当时跟我母亲保证，会把孩子留在身边，即使自己没饭吃也要想法把孩子带大，直到他们被放出来。

　　“母亲说，她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人，她知道我们做什么，只是心照不宣，每次只要有人来她就会主动帮我们守望，帮来人做饭，与他们一样忙，无怨无悔。

　　“后来随着北平的和平解放，父母的担心自然‘烟消云散’。”

　　解放前接任务 党员身份始公开

　　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潘女士的父亲又接到新的任务：“保护司法系统的财产和文件，防止销毁”。

　　不久，人民解放军军管会进驻北平地方法院，宣布砸烂国民党的旧法院，随之，潘女士父亲中共党员的身份首先公开。

　　几个月后，北京局势基本稳定，她母亲地下党员的身份也得以公开。

　　链接

　　地下党员的几点禁忌

　　地下党员在工作中，必须要遵守一些不成文的规定。

　　1.尽量避免拍照，尤其是不要与自己同志合影，以免成为敌人追查的线索和证据。

　　2.党员之间单线联系，不允许开大会，否则既容易暴露，又容易造成较大的损失。

　　3.管理地下党活动经费的同志，不能用笔记账，必须用脑子记，因为这些账目也可能引起敌人怀疑。

　　文并摄/姚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