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孔子原本就是一个凡人

　　万润龙作品集9月28日，是孔子诞辰日，“南孔庙”所在地浙江衢州举办了2006儒学国际论坛，参加论坛的专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旁征博引，力求阐述孔子思想与建构当代和谐社会之间的关联。

　　在中国的历史上，孔子和孔子学说一直是学者和统治者研究的对象。在这次儒学国际论坛期间，孔子第75代嫡长孙、现衢州孔氏南宗家庙管委会主任孔祥楷在谈及为什么学孔

　　衢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项瑞良告诉笔者，衢州有孔府艺术团、孔府摄影社、孔府书画院等社团活动，都是民间活动。衢州没有将儒家思想和文化单纯作为哲学来研究，“你把孔子和孔学抬得太高，就会''束之高阁''，适得其反”。

　　据史料记载，元始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命衢州第六代“衍圣公”(孔子53世嫡长孙)孔洙赴京，令他载爵去曲阜奉祀。但孔洙以“先族庐墓在衢州，且衢州已建家庙，不忍举家北上”为由，决定让爵给曲阜的族弟孔治。此后，“南孔”趋同平民，也为南宗儒学的平民化埋下伏笔。

　　其实，近百年来，中国的多位学者在论述孔子和孔子思想时都表示了孔子的人民性和平凡的一面。1936年9月，蔡元培发表了《孔子之精神生活》一文。他认为，孔子没有绝对排斥物质生活，但在不可兼得的情况下，而偏重精神方面，不为物质生活所动摇。其精神生活主要表现在智、仁、勇三个方面。此外还有毫无宗教迷信和利用美术的陶养，这些今日还是可以师法的。

　　郭沫若对孔子的评述是开拓性的。他在学术名著《十批判书》中指出，“孔子的立场是顺乎时代的潮流，同情人民解放的”，“大体上他是站在代表人民利益的方面的，他很想积极地利用文化的力量来增进人民的幸福。对过去的文化除部分地接受整理外，也部分地批判改造，企图建立一个新的体系以为新来的封建社会的韧带”。郭沫若认为，孔子强调“仁者爱人”，这种“仁道”很显然是顺应着奴隶解放的潮流的。是先把别人当成人，然后自己才能成为人。

　　在本次儒学国际论坛上，专家学者认为，孔子的人民性与当前和谐社会的建设是一致的。山东社会科学院儒学文化研究员刘宗贤教授表示，“中庸”思想在孔子学说体系中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用这样一种中国式的哲理，贯穿于“仁”的人道思想与“礼”的现实秩序之间，以求得两者的平衡。因此，它既是一种人生哲理，又是一种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机制。来自台北高苑科技大学的陈立骧博士则从孔子思想中“仁”与“和谐”的关系中，分析儒家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关系。他认为，以“仁”为核心的“孔学”其实就是“和谐之学”，它所追求的乃是“身心和谐”、“人我和谐”、“物我和谐”、“天人和谐”与“世界和谐”等，自然有利于“人类社会和谐”。《中国儒学年鉴》总编辑徐诚则认为，孔子建立了以“和而不同”为核心的“和为贵”的思想体系。“和而不同”，是事物存在的两种状态。“和”才能营造新天地，达致新境界。不同，即差别，即矛盾。人类要发展，就必须努力使这种差别、这种矛盾达致和谐与统一。

　　对于孔子被人为地捧上圣坛和神坛，学术界一直持有不同看法。历史学家匡亚明曾在《对孔子进行再研究和再评价》中指出，孔子思想是我们应该继承的一份珍贵遗产，但历史的局限性，使之不可能不包含着封建的因素，故须用“三分法”进行剖析清理：凡是孔子思想中直接维护封建统治者利益的东西，必须加以批判抛弃；凡是在一定程度上带有远见智慧或这种智慧萌芽的东西，要认真加以清理，使之古为今用；凡是至今仍保有生命力而且具有现实意义的东西，则应积极继承和发扬。对待孔子既不能冷淡，也不能表面热闹一番。

　　更有学者早就对那种把孔子捧上神坛的做法提出过批判。顾颉刚先生曾说过，“各时代有各时代的孔子，即使在一个时代，也有种种不同的孔子”，“春秋时的孔子是君子，战国时的孔子是圣人，西汉时的孔子是教主，东汉时的孔子又成了圣人……我们要崇拜的，要纪念的，是这个真相的孔子！”匡亚明也表示，我们有必要“把真孔子和假孔子或半真半假的孔子区别开来”。

　　近年来，一度被排斥的孔子和孔子学说重新受到了尊重，官方的祭孔大典和多所海外孔子学院的设立均证明了这一点。遗憾的是，在尊崇孔子的潮流中涌动着一股神化孔子的思潮。孔子不但被打造成了“山东美男”，而且有权至高位的学者提出了要将孔子诞辰日定为中国“圣诞日”的建议（据9月28日《新京报》）。这种建议开创了历史上尊孔的新高，不仅将孔子祭上神坛，而且将孔学宗教化，把一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真孔子异化成了神话式的假孔子。

　　孔子原本就是个凡人，“学孔子就是学做人”，孔子第75代嫡长孙孔祥楷的话值得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