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海燕
天津市公安局27日宣布：10月1日至15日，天津市公安局将委托天津市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在全市18个区县进行社会公众安全感和公安工作满意度的问卷调查。据悉，这是天津市公安局首次委托具有专业资质的权威舆情研究机构进行此类调查。（9月28日《新安晚报》）
不久之前，广东省公安部门的领导曾经说，广州是个安全的城市，市民具有相当的
安全感。然而此话一出，就遭到了市民和网民的众多质疑，有人说公安厅长出行，前在警车开道，后在警察保镖，自然有充分的安全感；有网民甚至在网上说，公安厅长根本不敢乘公交车上下班，因为上下班高峰期的公交车不能保证公安厅长的安全……这些议论自然有片面甚至偏激之嫌，但有一点却说到了要害，那就是“市民（或公众）的安全感不该由当地公安部门的领导来说”，就像鞋子合不合脚，只有穿鞋的人才有发言权。
然而，如今有很多百姓的“感”，往往并不是百姓自己在说，而是由相关部门代言，他们的“感”，与百姓的“感”，往往大相径庭。譬如国家发改委连续19次药品降价，每次都说“此次降价可减少百姓XXX亿元医疗开支”，这当然有一定的计算依据，但百姓却说“并没有医疗费减少的感觉”；再如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称，国家已经建立了“一套资助贫困生的完整体系”，对农民工子女享受义务教育也建立了“完整的工作机制”，但还有那么多的贫困户不堪学费的重负，产生“难圆大学梦”之感，西部地区34%的家庭无力负担子女读初中，可见与教育部官员的感觉似乎也有天壤之别。
为什么相关部门的感觉与百姓的感觉，有如此巨大的不同呢？其原因恐怕就在于“相关”二字。如今公众都懂得了回避制度，在利益多元化的环境里，回避制度是保障公正必不可少的条件。因为说广州安全、百姓医疗费用下降、贫困生上学有保障的人，都与所说的事“相关”，他们既能“近水楼台先得月”，在“得月”以后自然“自我感觉良好”；更因为所说之事与自己的政绩“相关”，难免流露出“卖瓜王婆”的心态。尽管有些地方也采用了“问卷调查”之类办法，似乎问出了“公众的XX感”，但公众在有权的相关部门的“调查”时，岂能不说几句“锦上添花”的好话？所以，这样的问卷调查，也往往成了过场戏。
天津市公安局在了解“公众安全感”的时候，委托与社会安全毫无利害关系的“独立机构”对市民作普遍的“问卷调查”，至少在这个环节上，可以大大增加公众对调查结论的可信度，因此，不仅应当为此叫一声好，而且更希望推广到其他地方和部门，在诸如对政府部门进行年度评议、对政府某项工作的效果审核，凡是需要征求民意的，都能委托独立的舆情机构进行，才能防止“赖蛤蟆跳进秤盘里——自己秤（称）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