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德沛
广东省纪委、广东省监察厅日前联合发出通知，规定在国庆节、中秋节期间，要求广大党员、干部严禁接受和赠送“红包”，对违反规定收送“红包”的，一律先免职，再按有关规定处理。
读到这则新闻，估计窃笑的不止笔者一个，原因是节前禁止收送红包早已是有关部门的习惯性动作。假如硬是要从今年的通知里觅出新意来，那就只有“一律先免职”这一点
了。但问题是：“免职”能根治“红包”情结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纵观根治“红包”的历史，每年总能发现方法上的新意，只可惜，这种新意只不过是“旧酒换新瓶”的游戏，对整治“红包”丝毫不凑效。
当前的贪官就如体内产生抗药性的蛇虫鼠蚁一样，已根本不把杀虫剂放在眼内了。也就是说，即使制度再严，贪官早已不为所动了，近年来挖出来的贪官越来越大就是最好的佐证，其因正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节日不准收送？行，节后可以吧。不准收送贵重物品？行，老朋友送我孩子去北京读大学不算吧。买官卖官？现在官与官之间早已没有直接关系了，谁当上官只不过是因为谁是谁的谁而已。收到“红包”要上交？这更是容易之至的事情，对策如下：大“红包”留着，小“红包”上交纪委，既可树立“政绩工程”，更可作为“掩护费”，然后心安理得去收“大头”，一箭双雕吧？
严惩既难医治“红包”症结，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笔者以为，症结就在到底谁来监管“红包”收送、谁来严惩收送“红包”等这些问题上。香港有独立于所有权力部门之外的廉政公曙，美国白宫更有专门的部门监管总统所收礼品是否超过200美元，其权力凌驾于总统之上。但国人如何监管“红包”事件呢？是大“红包”监管小“红包”！地球人都知道，我们的官场是一张密不透风的网，什么官官相惠等现象普遍存在，而且，要一个收了大“红包”的大官亲自去严惩收小“红包”的官，总免不了有“搞笑”之嫌。如此看来，在一个监管“红包”事件的独立的权力部门产生之前，“红包”还是要流行的，谁也阻挡不了。
笔者的亲身经历或可佐证现实中“红包”现象的繁荣——笔者是一名小职员，本来与红包没多大干系，但最近几天，还是与“红包”有过擦身情缘：朋友托我帮忙把一份“红包”送到我一位当银行信贷员的同学手中；外父他老人家命令我必须送“红包”给孩子的老师；昨天傍晚下班后几位同事相约出外吃饭，跑了几间大酒家竟然全客满了，听说大部分是企业宴请政府部门的；经过一家五星级酒店，几位阿婶冲出来问我有没有月饼券或者其他购物券，八折收购，我不解，她们说：一看你就像个当官的。呵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