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墨
“老师们不敢说的话，我来帮他们说，他们如果不做兼职，真的只能养家糊口！”昨日，处在舆论风口浪尖上的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周忆军（阿忆）在北大校园的草坪上，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首度就目前网站热炒的“北大副教授哭穷”事件进行了回应和解释。（《成都商报》9月23日）
阿忆在博客上“诉苦”月薪4786元不足养家糊口，引发强烈争议，支持者认为，月
薪4786元在北京确实很低，不足养家糊口。而反对者则认为，月薪4786元还不足养家糊口，那么，那些月薪不足4786元的阶层该怎么办？北京的居民，月薪都达到阿忆教授的这个数吗？显然不是，这场争论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对于网友和社会的争论，阿忆出来回应说，他是说出了“老师们不敢说的话”，对于阿忆的“哭诉”，北大的教授、老师们俨然就是这个社会的唯一受害者，阿忆成了他们的代言人。
看了阿忆以前的工作经历以及工资收入，我也相信阿忆是在为北大的老师鸣不平，毕竟，放弃了月薪达到6万的收入来到北大拿4786元的工资，意味着付出和舍弃，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还要有敬业精神。如果阿忆教授能一门心思做学问，可以称得上是高尚的具有敬业精神的学者，是值得人们崇敬的。但是，选择了进北大的阿忆却不甘清贫，在博客上寻求“无脑人”的帮助，直白点说，就是为自己“走穴”找个理由，这就不能不让人感到不解和遗憾了。既然舍生取义放弃了以前的高收入，情愿进入低收入的北大，就应该耐得住收入少的寂寞，何苦又四处发牢骚？甚至声称在不违法、不影响本职工作、不逃税的前提下获取“其他总收入”是一举两得的天大好事！这就将阿忆的真实面目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原来阿忆是想名利双收，难怪过激者指责其是既想做婊子，又想立牌坊。耐不住寂寞和清贫的阿忆，付出了那么多，却终于没能成为北大的大师。
阿忆的大师没做成，但却成了网络“红人”，这是阿忆之不幸。但阿忆勇气可嘉，说出了北大“老师们不敢说的话”，为老师的不公正待遇鼓与呼，这是北大教授、老师们之大幸。毕竟，像阿忆这样有勇气不甘面对现实而又敢于挑战现实的人实在太少。如果每一个北大教授，对于自己的不公正待遇都能勇于说不，即使不能立即走出困境，至少也要让执政或管理者思考上一年，处境或许会有所改变，毕竟，北大是精英荟萃人材聚集之地，精英们的声音是不容小视的。不过，有一个阿忆已经够了，社会不公平这层纸毕竟被捅破了，连社会精英的北大的老师们都是弱者，那么，那些普通的北京市民还用得着说吗？但是，谁来为他们说话，谁来为他们鸣不平呢？就因为缺乏领袖人物出来说话，更多的民众对于自己的低收入和强加在身上的社会不公，只能默默忍受，让那些高收入者觉得这个社会很公平。
阿忆的“不幸遭遇”，就在于北大教授们的收入，比之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当阿忆“实话实说”的时候，就激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和愤怒。阿忆成为千夫所指，其实是民众对于社会不公平的一次淋漓尽致的表达，只不过，阿忆因为“实话实说”而成了社会不公的替罪羊，成为民众发泄的出气筒。从社会公平上来说，阿忆也是“受害者”，只不过，阿忆们所受到的伤害，要比普通民众要轻得多，因此，阿忆在民众面前诉苦不是明智之举，反而让民众觉得阿忆是在炫耀自己、嘲笑大家。所以，我认为阿忆应该做的是，仗义执言，秉笔直书，向上为自己争取利益，而不是对着比自己还弱势的民众喊冤叫屈。当然，能为更广大民众鼓与呼，为更多的弱势群体争取利益，阿忆们无疑会获得他们的绝对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