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知心”叔叔专为外来工子女解忧

　　■他们年纪相仿，都是国家公务员

　　■他们来自农村，知道农村孩子进城会面临什么样的压力

　　■他们一拍即合，在外来工子弟学校办起了心理咨询室

　　他们年纪相仿，都是国家公务员；他们来自农村，知道农村孩子进城会面临什么样的压力；他们一拍即合，在外来工子弟学校办起了心理咨询室

　　公务员办起心理咨询室

　　他们三人出生于农村，如今却是国家公务员；他们三人年纪相仿，都在三十岁上下，同样的人生目标让三个人走到了一起，除了做好本职工作之外，他们在红山外来工子弟学校开办了一个义务心理咨询室，让更多从农村来的孩子，心理有了健康的生长环境。

　　对于开办心理咨询室的设想，三人是一拍即合。在一次闲聊中，封波谈到自己上初一时的一段经历。那天封波刚刚从农村转到镇上的一所中学，与城镇的孩子相比，小封波穿着破旧，还没进校门，就遭到门口保安的厉声呵斥：“你是干什么的？来这里干什么！”

　　这呵斥声被封波一直记在心里，给他的心理造成了很长时间的阴影。封波说：“如果那时我没有努力让自己摆脱这种阴影，也许就没有现在的我。”

　　封波的经历让夏方坤联想到现在的社会问题，他说，现在南京有着越来越多的外来民工子女，但是他们的心理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死角。

　　好友说的事情触动了马文刚，他曾在南京师范大学攻读教育学，受过一定的心理学教育，他立即建议，合三人之力，为南京的外来民工子女解决心理健康问题。这个建议一经提出，立即得到了两位好友的赞同。

　　民工子弟需要心理咨询

　　办心理咨询室这件事情看起来简单，但真正要开展起来还颇费一番周折。三人联系了多家外来民工子弟学校，却因种种原因而搁浅。有的学校认为这事没有多大的意义，有的学校虽然非常欢迎，但缺乏办心理咨询室的条件。最后还是经朋友的牵线，马文刚找到了红山外来工子弟学校的梁校长。对于三位公务员的设想，梁校长非常欢迎，并将学校的一间教室专门辟出来，作为心理咨询室。

　　面对记者的采访，梁校长认为，外来工子女的父母多数人文化水平低、工作和生活环境差、流动性大，终日忙于做生意而无暇照顾孩子，也不懂得如何教育孩子，使得这些流动儿童很大部分有各种各样的心理障碍，比如自卑心理 。“很多优秀的公办学校都有自己的心理咨询室，为孩子排忧解难。其实我们外来民工子弟学校对心理咨询室的需要更加迫切”。

　　手机成了24小时热线

　　在学校的配合下，心理咨询室顺利地在红山外来工子弟学校开办了。由于三人均是公务员，工作时间相对固定，从2005年11月份开始，每周的星期五下午，他们三人都会准时地坐在咨询室当中，接受孩子们的咨询。还经常在草场上开展各种各样的心理游戏，让孩子们变得开朗和活泼。

　　咨询室里的墙上公布了上了三人的手机号码，当三人不在咨询室的时候，孩子们可以通过电话向他们诉说心事。

　　公布手机号码之后，三人的电话几乎成了24小时热线，生活节奏完全被打乱了。有时候甚至夜里也会被电话铃声吵醒，可是无论多晚，三人随时都会充当起“知心叔叔”的角色，“因为我们知道又可以帮助一个孩子了”。

　　对于马文刚来说，印象最深的是一名11岁的小女孩，半夜给他打来电话，女孩说，她的学习虽然认真努力， 成绩却总是不理想。第二天马文刚就到学校了解了她的情况，这名女孩家庭条件贫苦，性格非常内向，有很强的自卑心理，很少与人交往，上课不爱发言，整天不开心，即使是特别高兴的事也乐不起来。父母很少管她但是对她成绩要求却特别高，女孩在家总是感觉紧张压抑。

　　马文刚找来女孩深谈了一次，鼓励她主动地向同学表达自己的愿望，教给她一些交往的技巧和方法，让他们在同龄间的人际互动中，掌握礼貌待人的原则，增强自信与自我表达能力。另外马文刚还在家长会上找到女孩的家长，建议他们多与女儿沟通。

　　自此，马文刚还经常找来小女孩谈谈心、辅导功课，女孩变得开朗起来，微笑时常挂在脸上。

　　为了让咨询变得更加专业，通过三人自身的人脉关系，他们还请到了十几名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心理学专家或者硕士到心理咨询室坐班，其中不乏知名人士，包括南师大的教育学博士高水红、缪榕楠以及中国药科大学的心理咨询师樊陈琳等等。

　　希望咨询室越来越多

　　由于心理咨询是完全义务性质的，咨询室先期的资金靠的是三人自筹。到了今年，无锡的一家企业为心理咨询室募捐，这才让咨询室有了第一笔社会援助基金。“这些钱将全部用于心理咨询室的活动。”封波表示。

　　作为公务员，三人并没有把这件事作为他们的政治资本，单位里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在搞个心理咨询室。“我只是想实实在在地为农村孩子做点事情，将来如果我们的咨询室能进入到每个外来工子弟学校，每一名来南京的农村孩子都享受到这样的服务，那我们的努力就没有白费。”三名年轻人微笑着说。

　　快报记者 解璐 刘向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