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忆挨骂，是在替体制受过

　　美国来信之薛涌专栏

　　最近教育界出了两大名人。一是北大副教授阿忆，仅仅因为透露了自己一个月四千多元的工资单，抱怨靠这笔钱无法养家，遭到网民炮轰，说他工资比普通老百姓多得多，却还“哭穷”，是在为教授不务正业出去走穴张目。另一位则是俞敏洪，本来也是北大教师，十几年前正是因为出去走穴，受到学校的处理，干脆辞职办班。如今他的新东方在纽约上市

　　没有比这样的对比更耐人寻味的了:一个月薪四千多的教授，大家不许他“哭穷”；而一个身价快二十亿的富翁，干的同样是教育这行，大家却不嫌他钱多。我们的公众是否有双重标准呢？

　　当然，公众的反应，和两人的言论有关。阿忆算账，充满了辛酸和不平；俞敏洪谈钱，则讲的是未来如何回报社会。公众的反应，不是针对他们的财富多少，而是针对他们对财富的态度。不过，这样的对比，还是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许多问题。现在的中国老百姓是“仇富”吗？现在是知识无用论流行，大家不珍惜教师的劳动吗？看看阿忆的经历，你也许会说“是”。但看看俞敏洪，你又会说“否”。

　　这样的矛盾说明什么？很简单:中国的老百姓并不“仇富”，也不排斥市场经济。相反，公众尊重财富，相信市场。看看中国几个最富的人，一个是姚明，一个是俞敏洪，谁仇他们？他们有两个共同点:第一，他们都很有钱；第二，他们的钱都是从市场上赚来的。不管你是去赚美国人的钱还是中国人的钱，只要是市场上赚来的，老百姓就服气。你赚得越多，赢得的尊重就越多。大家仇恨的，是来自非市场经济的财富，或者是那些明明不是靠市场赚来的却自称是来自市场的钱。

　　阿忆为什么挨骂？他自己现在也许还不明白:人们并不是和他这个人过不去，也不是和他的行为过不去。人们是对他所依附的制度丧失了信心，不相信这样的制度能够公正地分配财富。结果，不管你从这一制度中拿的钱多么少，都有些名不正言不顺。阿忆和俞敏洪在公众中不同的形象，并不完全是他们个人的公众形象，而是他们所代表的制度的公众形象。

　　不久前，大家对教育产业化群起而攻之。搞教育要提“产业化”，马上会引起公共关系危机。在我看来，在这个问题上，公众的意见被误解和劫持了。公众并不反对新东方那种教育产业化。否则，大家看到俞敏洪的财富眼睛早红了。公众反对的是我们命名的那种教育产业化:即拿纳税人的钱办学，把本来应该给纳税人提供的公共服务明码标价地出售。说白了，大家恨的，是拿了国家经费的学校乱收费。

　　我并不主张教育全面产业化。我认为中国应该保存许多公立学校。但是，我们的公立教育体制，要和私立的以及产业化的体制竞争。国家用纳税人的钱堆出几个名校的做法，已经失去了合法性。这样办教育，不仅纳税人倒霉，像阿忆这种在这样的学校教书的教授，也会跟着倒霉。

　　(作者系知名旅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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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