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邓小平为什么提倡“不争论”？

　　作者：段拥军

　　我猜想：他老人家对中国的情况了如指掌，对什么体制能发展生产力，心里跟明镜似的。只是他从不提倡争论，并且说“不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

　　丰富的革命经验与几十年政治斗争的历练，使他很清楚：左的那一套，什么时候不是说起来头头是道，干起来就不是哪回事喽！你要同它争论，不要说在左祸流行二十几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左论”深入人心之时，就是历史上，也没有见过“右”争得过“左”的。李立三时期“右”争过“左”了吗？王明时期“右”争过“左”吗？大跃进违背常识造成那么大的损失，“右”争过“左”了吗？文革期间更是登峰造极，谁见过“右”斗得过“左”？他老人家一定想过：格老子当年“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农民那么欢迎，你们硬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今天我讲“黑猫白猫，抓住老鼠才是好猫”，你们肯定有人不服。必说黑猫不行，杂种猫更不得行。这个时候争论“姓资姓社”，争论改革符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符不符合社会主义性质，那还改革得成！“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思想还得搞乱，我的意见是先干起来再说，只要老百姓拥护、经济发展了，你端着碗骂娘没得人理你，想动摇改革的路线就没得那么容易喽。

　　有了这一总的方针，就为人们采用一切行之有效的措施发展经济，学习借鉴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通过实践证明改革政策措施（从大包干到经济特区）正确性，提供了良好的很少受意识形态干扰的思想舆论氛围和政治环境。十几年过去，改革事业硕果累累。

　　不曾想，89风波一起，“左”论终于有了一起开火的条件，什么“改革开放是引进资本主义”，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最深刻的根源是经济自由化”，什么还是应该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呀，等等，一时间思想领域混乱不堪，大有动摇基本路线的态势，国际国内各种猜测纷起。邓小平他老人家再也坐不住了，厉声道：莫要乱说，大帽子压人。不问姓资姓社，一切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计划、市场都是手段，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他老人家一锤定音，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终于确定。

　　只是思想理论界平静与明确的日子并没有几年。随着近几年腐败问题、收入差距问题、职工下岗与农业问题的突显，随着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各种奇谈怪论遂开始由地下转入地上。加之思想理论界即使在形势大好时，也没有将市场经济优越性与计划经济的病根说伸展过。以至于今天，十分令人不解的是：不就是反对腐败、建立社会保障、解决收入差距和农民身份歧视问题吗，难道这些问题原先没有，只是今天才有？朝鲜没有只是美国才有？这些问题和矛盾的产生难道与市场化、私有化、全球化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当然，不应否认，今天这些问题较之以前程度更为严重了。过去一两句奉承的话，几十斤粮票就能办成的事，现在需要一台计算机或者一辆轿车才能办成；过去的特权是食堂吃饭不要票，表现不好照样参军，今天则是到夜总会吃饭不要票，表现不好照样提干。特权与腐败“发达”程度随形势的变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性质并没有变。谈论这些问题或者解决这些问题，不一定非要打起反对市场化、私有化、资本主义化的大旗不可。难道几十年的实践，十几亿人付出的血与泪的代价，最早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与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亿万人的选择，还不能证实市场经济体制优于计划经济体制？历史给予计划经济体制试验的时间与还不够？试验的条件和环境还不够理想？！

　　实际上，计划经济的不济，并不是左的理论失败所至，而是左的实践的失败造成的。经验表明，一个东西，不论它听起来多么美妙诱人，只要它与千百万人的实践、感觉相悖，就值得怀疑它的合理性。还是那句老话，“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奇谈怪论不去理他，只要我们实践不动摇就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奇谈怪论搞晕了人们的脑壳，使从事实践的人莫衷一是，那就不得不小小的争论一下。以搞清楚20多年以前，我们为什么要从纯之又纯、干干净净的社会主义，转变为不那么纯粹的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呢？

中国经济建设这辆独立行驶的自行车，历经数十年艰难困苦，已奋力登上了山顶，眼看到了势能转动能——只要滑下去就可以了的时候。为什么不挂着计划经济的牌照飞速滑行，以显示自己的优越性，偏偏打起三自一包、市场经济这名声并不怎么好听的招牌，把个社会发展一日千里、经济活力突显、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粉抹到资本主义的脸蛋上呢？何苦让市场经济贪天之功以为己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