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中心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综合 > 正文

学子论文: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媒介角色研究(2)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0月09日14:38 人民网

  二、媒介的角色冲突与缺位及矿难事件建构

  经历了2001年广西南丹矿难瞒报事件、2002-2003年非典时期媒体长期失语的惨痛教训之后,我国突发公共事件的透明度已经大大增加,而2005年底发生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布的滞后所引发的严重后果更让政府意识到在突发公共事件中采取封锁、隐瞒、歪曲事实的做法只会引起适得其反的效果,损害公众对政府的信心。因此,2005年我们看到

了媒体对禽流感疫情的公开报道以及矿难信息的即时传播,但是媒介多重角色的交织使得不同的媒介在报道角度、报道重点等问题产生了分歧,由此矿难报道出现了多元的新闻框架:从政府角度出发的控负框架,从矿工角度出发的人文框架以及从矿难责任人角度出发的问题框架。由于媒介的角色冲突与缺位,这三种框架也不断进行竞争和互动,从而建构了媒介现实中的矿难事件。

  1、政府代言人与舆论监督者的角色冲突

  作为突发公共事件的管理者,政府希望通过媒介公开信息平息公众的恐慌情绪,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这在新闻报道中体现为“控负框架”。所谓新闻框架是一种客观现实的建构过程,即“框限”部分事实,“选择”部分事实以及主观地“重组”这些事实的过程,因此控负框架就是在报道中尽量排除对政府不利的负面信息,选择并重组对政府形象有利的信息进行报道。相应的,作为社会公器和社会雷达的大众媒介还肩负着舆论监督者的角色,这一角色要求媒介对矿难事件进行深入调查,并且追问矿难背后存在的腐败、渎职乃至制度原因,这就是所谓的“问题框架”。政府代言人与舆论监督者之间的角色冲突以及由此产生的报道框架的差异在对作为国有大矿的黑龙江七台河矿难的报道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在人民网的“黑龙江龙煤集团发生爆炸”新闻专题中,以《人民日报》、《黑龙江日报》为代表的党报与以《新京报》、《经济观察报》为代表的非党报的报道着重点截然不同,框选的事实和报道角度也有明显的差异,从而建构了迥异的媒介景观。党报的矿难报道是在政府的控负框架内进行叙事的,报道的主体是政府应对矿难的处理意见和措施,报道的内容也是以主管部门领导的讲话为主,《七台河矿难被认定为特大责任事故》(人民日报2005.12.02)对为什么将七台河矿难鉴定为特大责任事故这一核心信息惜墨如金,仅用一句话简单带过——“安全管理混乱,隐患严重”,在500余字的报道中有三分之一是在介绍矿难事故调查组的具体成员与官职,公众仅能从矿难调查组成员的官职以及遇难人数来判断事故的严重程度,至于灾难为何发生、遇难矿工的抚恤等问题仍是一个谜。而在非党报构建的问题框架中,上述问题成为报道的主要内容,《聚焦七台河矿难:李毅中再次追问33人下落》(新京报2005.12.30)从遇难人数的模糊到遇难矿工的赔偿数目,从李毅中的追问到救援工作迟缓的疑问,将这起国有大矿的安全事故全方位展示给公众;在《红与黑警示录:追问七台河“11?27”矿难》(经济参考报2005.12.4)中,面对“七煤公司管理层将矿难主要责任归咎于井下矿工对规章制度执行不力”,记者用调查采访的事实说明“没有低素质的矿工,只有低素质的领导”。然而,问题框架不论是在报道力度,还是社会影响程度,都受到主流媒体叙事的影响和挤压,当媒介的政府代言人与舆论监督者的角色发生冲突时,媒介往往会自觉地在控负框架内进行叙事,从而导致调查、监督的框架被政府话语所遮盖。

  2、微弱的矿工声音与人文框架的缺位

  矿难事件中媒介的角色缺位主要并不是体现在没有告知公众相关信息,而在于媒介的社会公器角色受到市场的强大冲击,导致矿难报道中人文框架在与控负框架和问题框架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在媒介对矿难事件的建构中,作为矿难最大受害者的矿工群体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当矿难的消息从全国各地接连传来时,媒介提供给公众的信息中对于矿工的描述往往只是一个遇难数字,但不断攀升的死亡数字背后所代表的全国700多万煤矿工人的身影在报道中极少出现,为数不多的以矿工为主体的新闻通常也是表现政府的善后措施得力,如《广东兴宁矿难每位遇难矿工家属将获20万赔偿金》(新华网2005.8.29),或是为了表现矿主的冷酷和矿难的原因,如《广东大兴煤矿矿工揭露内幕:我们驮着地下河干活》(中国新闻网2005.8.12)。而像《南方人物周刊》专程派记者奔赴各地亲历矿工的真实生活并贴身采访矿工,还将“中国矿工”列为年度人物的媒体实在少之又少,但也正是在这充满对人的关爱、浸透着人文主义色彩的报道中我们看到了媒介专业主义精神的闪烁。

  事实上,大众媒介对于矿工的忽视与漠视有着深刻的现实原因,一方面,矿工属于无权无势的弱势群体,文化程度普遍比较低,他们利用媒介来申诉不幸遭遇的可能性也就大大降低了,难以掌握话语权使得矿工在矿难报道中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另一方面,企业化经营的大众媒介面对竞争的压力和利润的诱惑,无可避免地与市场一拍即合,媒介的社会公器的职能受到严重冲击,在这种媒介环境中,新奇的社会新闻、明星的八卦消息、情感倾诉专栏等成了媒介的主要内容,而远离普通公众生活的矿难只有当事件特别严重或在较大范围内产生影响时,才会得到媒体的较大篇幅报道。尽管“人文框架”在整个矿难报道中所占的比例微不足道,但正是少数为矿工发出声音的媒介所构筑的“人文框架”弥补了其他框架对矿难事件建构的空白地带,成为矿难的媒介景观中不可缺少的一角。

  【1】【2】【3】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岳 璐 

爱问(iAsk.com)

收藏此页】【 】【下载点点通】【打印】【关闭
 
 


新闻中心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12286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2006 SINA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新浪公司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