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小泉成“帝王化首相”的终曲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冯昭奎

　　小泉政治是以“靖国神社至上主义”为特征的“民族主义煽动型政治”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9月26日，刚刚当选自民党总裁的安倍晋三获得日本国会认可，正式担任日本首相，这为历时5年多的小泉政权正式画上了句号。作为战后日本政治当中的“

　　独断独行、突出个人

　　一般来说，日本的政治文化传统视“不突出个人”为美德，不崇尚个人独断型的政治领导人，前首相宫泽喜一甚至认为，首相就跟火车司机一样，“谁来驾驶都没关系”。

　　然而，小泉首相却一反日本历来的政治文化传统，在很多重大问题上极端突出个人，自作主张，一意孤行，把“独断”型决策风格发挥到极致：

　　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小泉不顾邻国的反对，不顾地方法院的“违宪”判决，不顾半数以上国民不赞成首相参拜的意愿和主流媒体的批评，不顾在野党的反对和自民党内许多政治家的苦苦相劝，不顾国际社会乃至美国一些政治家和主流媒体的批评，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参拜问题上强调所谓“个人信念”，成为世上罕见的将“个人信念”置于国家外交利益之上的政治家。

　　在邮政民营化问题上，小泉首相如此高度关注，在很大程度上也与个人因素有关。小泉的祖父小泉又次郎在昭和初期的滨口内阁中曾任递信大臣，当时，小泉又次郎就致力于“电信电话事业的民营化”，后来由于遭到大藏省的反对而没有搞成。小泉本人也当过邮政大臣，在1995年，陷于双赤字(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的美国将填补赤字的目标之一锁定在设法攫取日本的高达150万亿日元的邮政储蓄上，要求日本通过民营化开放邮政储蓄。这使当时任邮政大臣的小泉对美国政府的意图心领神会。可以说，邮政民营化是小泉首相一家三代的夙愿。

　　2005年的“9·11”选举更是显示小泉独断专行、精于做戏、擅长煽情、操作舆论的一次“剧场型政治”的“精彩”演出。按照西方议会民主的惯例，国民选举国会，国会遴选和监督内阁，如果内阁被不信任，当然应该是内阁辞职，而不是内阁总理出来解散国会。然而，小泉却违背议会民主主义的惯例，在邮政民营化法案遭参议院否决后，立即解散众议院。这意味着作为被监督者的内阁向作为监督者的国会发难，有的宪政研究者称这种有悖常理的行为是“政变”，可以说言之有理。

　　小泉首相的帝王化

　　自民党在“9·11”选举中获得大胜以后，小泉洋洋自得，溢于言表，可以说是达到了其政治生涯的顶峰。他强硬地、不按既有的法案出台顺序，迅速通过了“邮政民营化法案”，毫不手软地封杀持不同意见的异己，恣意地提拔附和自己的新人，出现了一批借“9·11”选举旋风爬上政坛、被称为“小泉孩子”的年轻新议员。

　　有的杂志这样描绘“9·11”选举后日本国会开会的情景：小泉发表施政演说时，每说完一句话，坐在前面议席的“小泉孩子”们就一起热烈鼓掌。会议结束后，警卫一声呼唤，“小泉孩子”们齐刷刷地站在通道两侧，低头致意，列队相送，目视小泉洋洋自得地走出国会，钻进汽车。这会令人想起江户时代的将军威风凛凛地出场的光景。日本评论家立花隆称此现象为“小泉首相的帝王化”。

　　难怪不少日本内外学者惊呼：“头一次见到如此自行决定的首相！”难怪在2001年曾经帮助小泉竞选自民党总裁、号称“小泉首相之母”的田中真纪子称其为“怪人”，懊悔自己“生”下一个“残缺次品”；难怪心理医生对他的评价是“自我陶醉型的人物”；难怪自民党政治家野中广务认为颠覆了日本政治传统的小泉之流得以所向披靡的“日本已不再是日本”；难怪立花隆怀疑小泉“砸烂自民党”的最终结果可能是“砸烂日本”。

　　迎合日本民众心理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在21世纪初的日本政坛上跳出一个小泉这样的“帝王化的首相”绝非偶然。小泉的表演迎合了日本国民期待出现强势领导人的心理。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长期低迷，中国等周边国家的经济却持续增长，这种明显的反差使百余年来在亚洲“一枝独秀”的日本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和不适应，越来越多的人们期待日本能够出现一位强势领导人，带领日本厉行改革重振国势，摆脱战败国的阴影和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小泉正是抓住日本国民的这种心理，通过高呼改革口号和扮演强势领导人的姿态，赢得了战后日本历届首相所难以企及的高支持率，这成为其推行独断政治的资本。

　　其实，小泉在出任首相前，并没有参拜什么靖国神社，也曾反对“海外派兵”，对日本“争常”也提出过置疑。在1995年，小泉首次参加自民党总裁选举，败给了桥本龙太郎，1998年又败给了小渊惠三。2001年4月，小泉再度竞选自民党总裁时，完全改变了战术，喊出了“改革无禁区”和“参拜靖国神社”的激进口号，在自民党基层党员的热烈支持下脱颖而出。

　　小泉出任首相以来，其克敌制胜的法宝就是以擅长利用信息时代的政治煽动手段的杰出演技，摆出“对内改革”、“对外强硬”的“拼命三郎”姿态，坚持“说了就做”、“决不反悔”的硬汉作风，特别是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小泉通过桀骜不驯地参拜靖国神社等怪招竭力煽动狭隘的民族主义，然后又以高涨的民族主义为依托，推行一系列强硬的内外政策。

　　恶劣影响不可估量

　　从体制因素看，小泉强化了党的总裁对全党的控制，虽然起到了进一步摧毁派阀的影响力的积极作用，但取而代之的却是一种权力过于集中、缺少制衡力量的、专制主义的强权政治。人们担心，如果不能阻止小泉一步步拆除日本政治中的反馈和制衡的装置，将日本政治再度引向集权和专制主义，就有可能重蹈战前日本的覆辙，导致整个社会在极端政策的误导和煽惑之下，在类似幕府末期的攘夷感情和狂热的民族主义的蔓延之中，脱离战后和平发展的轨道，直至无可阻挡地再次“翻车”。

　　小泉成为日本战后60余年来在位时间名列第三的“长命首相”绝非偶然。有的学者将小泉政治形容为“感性政治”，其实，更确切地说，小泉政治是以“靖国神社至上主义”为特征的“民族主义煽动型政治”，小泉利用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为手段，在日本国内煽动民族主义，并刺激曾经受到日本侵略和殖民统治的邻近国家的人民的感情，再利用邻近国家的反应转过头来进一步激发国内的民族主义，在这种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中，进一步加快了日本向右转的步伐。然而，其结果却使日本外交四处碰壁，国内改革亦被“政治化”而失去明确目标。这不能不说是日本的不幸和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