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届高交会从热闹到理性的十字路口

　　1999年金秋时节，南海之滨、深圳湾畔，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向世界宣告：“为了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经济技术合作，中国政府决定每年在深圳举办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弹指一挥间，高交会经历“七年之痒”后，今日又在深圳开启大幕。

　　自第一届高交会以来，作为一个展会，从原来追求大而全，到现在越来越强调专业性，人们发现其政治色彩(主要体现在出席开幕式的领导人级别和全城动员上)越来越淡化，

　　作为一个在深圳生活工作过两年的人，笔者对高交会带有某种明近实远的复杂感情。从形式上看，深圳市竭力要将高交会举办成全城盛事——媒体不遗余力地宣传推广、大规模的服务升级、专门开辟的“绿色通道”，都体现出一个全国性高科技展览应有的气度。但于政府而言，历经八年的高交会似乎走在一个十字路口：当初政治任务气息浓厚的“政府搭台，企业唱戏”，虽然带来了气势的恢弘磅礴，却也带有制度性的缺陷——参展商与成交项目量与质之间的微妙游离，甚至一度出现参展企业的回落现象，证明了仅仅依靠“有形的手”，不能持久地推动高交会继续高速发展。

　　于企业而言，有些企业参加一次高交会的费用高达百万元，企业在高交会上成为被动的依附体，无法充分发挥天然的市场嗅觉，从而形成与高交会的良性互动。如果高交会对企业的作用只是简单的产品陈列，只是一些流于数字的合同“意向”，而无法带来深圳乃至中国高科技发展政策扶持的全面提速、市场化的投融资体制深化改革，那么高交会的意义仅仅停留在会议举行的一个星期。

　　于市民而言，尽管高交会更多面向企业、科技院校以及专业人士，但身处一个科技化时代，高交会上的高新技术成果或远或近，都将成为人类共有的有形与无形财富。知识产权保护、人工智能、日常生活科技新产品……它们构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可能在未来成为全部。然而，每张高达50元的门票，阻碍了市民参与的热情与脚步。会展经济市场化操作的方向没有错，但高交会的盈利方向和功能定位必须明晰：高交会一方面需要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市民的热情参与，形成外化的广场效应，增强城市知名度。对于普通市民参与，高交会应是低门槛的；对于参展企业的素质和专业性，高交会应是高门槛的。高交会能否考虑在展览末期降低票价，吸引更多的市民参观，也许能助高交会收得“豹尾”。

　　高交会能否走出“七年之痒”，从第八届开始回归理性进入常态？首先是高交会资源配置模式的转变。从以往的政府直接领导、管理转变为指导、协调、支持、服务，由更具市场性质的会展业行业协会来具体操作，通过市场上的锻炼，培养出高素质的会展人才队伍。

　　注重会展的相关行业建设，几乎已成为会展竞争的必备手段。信息网络、交通住宿、餐饮旅游、金融服务甚至办公场所、停车场等设备的基础建设，有时会从细节上决定高交会的未来。高交会要树立一种信誉机制，从会展场地措施、收税、客商的衣食住行等项服务做起做好，经济效益和信誉效益并重，营造会展文化的推进。

　　在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中，城市竞争优势的大小与功能强弱，取决于其在“流量经济”中信息节点的位置与融通流通能力的大小。会展业是流量经济的媒介与载体，都市会展业越发达，则其融通、汇集信息流、商品流、技术流、人才流的功能就越集中，越能加强该城市在全球城市网络分工中的地位。高交会赋予深圳的，不仅是会展经济的巨大收益，更是整体都市功能的提升。高交会能否从热闹喧哗归于理性宁静，取决于深圳市政府对于会展商业运作路径的不断探索、对于高交会服务与辐射功能的清醒认知、更是在高交会中政府与市场定位的科学分界。

　　□毕舸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