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毕舸
这边厢，胡润捧出百富榜热气腾腾；那边厢，60名亿万富豪现身上海奢侈品展，国内奢侈品蔚然成风，宝马车被视为“平民商品”，仅仅在青岛一地，去年光是从青岛卖出的保时捷就有250部(综合《东方早报》、《环球时报》10月10日报道)。
富豪们中意奢侈品，那是他们的财富使用习惯，无可非议。而笔者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尽快将征收奢侈税提上议事日程。之所以提议征收奢侈税，是因为幸福是需要付出的，又是稀缺的，你占有了，别人就只能望而兴叹。比如，高尔夫是少数人才能享有的专利；你虽然已经付出了几十万的会员费，但绿草茵茵的球场，需要多少亩土地作脚下的铺垫，前一阵有关中国高尔夫球场滥占土地的报道是最好的证明。既然你的幸福感甚至要用别人的生存为代价，征收奢侈税，让这些税能够通过政府的调节补偿那些土地被征用的农民，理所当然。
经济学家凡伯伦在论述“挥霍———炫耀性消费”时说，富人们在消费方面的挥霍行为仅仅是为了向他人显示其能力。这种能力的体现，不在于你享有的我也享有，而在于你没有的我却有。一个人的奢侈行为，等于变相“剥夺”了他人的资源。你可以说双方是一种自愿的市场交换，但不可否认，有些行为属于“贫困的奢侈”，即它不是伴随着科技或者生产手段的进步，获得了更广阔的外延，而是在日渐稀少的资源上夺取“最后一点空间”。就像皮草大衣，不但动物保护主义者、环保主义者要口诛笔伐，其他民众迟早也会反感这种行为。
物化的经济学曾不遗余力地鼓吹：“欲望是一种追求，它刺激消费，让富人养活更多穷人。”但在一种奢侈行为或某一类奢侈品还没有找到足够多的替代品时，人们的选择是唯一性的，就会造成在狭窄的通道中挤入越来越多的人，最终造成整个通道不堪重负下的破裂，损害通道中的所有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奢侈税还是无法逃离其本质———奢侈品或者奢侈行为永远都是奉献给少数派人士的，奢侈税不过是现实的妥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