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海燕
为毛泽东主席当了12年管家的吴连登，在回忆毛主席一家的账目时说，主席的账很好算。1958年后，毛主席带头把自己的工资由一级降到三级，直到1976年，一直是404.8元。他的开支也简单，要交党费10元，房租、水电费、租用家具费、地毯费等加起来每月80多元，每到冬季要另加4个月的取暖费40多元，合计125.02元，吃饭要用100多元，还有3个人要主席负担——李敏、李讷、还有江青的姐姐。主席还有两项主要花费：吸烟和喝茶。主席烟瘾大，喝茶多，两项要花八九十元，也都是从主席的工资里面出。这样，有时主席的工资
就不够用了。每到这时，就向主席写一份申请，要求从稿费里支出一些钱使用。主席亲自阅批后方能取钱。主席把稿费多用于购书和资助民主人士。韶山来人看病和工作人员生活上的困难，也是从稿费中拿钱来帮助。毛主席一家的收支情况，都要认真填写收支报表，附上发票和收据，每个季度请主席、江青阅示，然后向中央警卫局财务处上报、封存。（9月23日《文摘报》）
上世纪五十年代，刘少奇一家也有一本家庭开支账。刘少奇、王光美两人的工资加起来是500多元，夫妇俩每月交党费25元，刘少奇买烟、茶和其他生活用品100元，全家9个人的伙食费150元，给保育员的工资40元，每月的房租、水电费开始是40元，1960年中央办公厅发了个文件，重新规定了干部住房收费标准，刘家每月要收60多元房租水电费，是在中央领导人中，经济相当拮据的一家，他家的厨师郝苗说：“最为难的是我这个厨师，逢年过节稍一改善，就说超标了。”（《红墙童话》）
这两位领导人在算家庭收支账的时候，还有过两个小故事：因为刘少奇的负担重，经过身边工作人员讨论，一致同意以“报夜餐费”的名义，给他们一点补助。后来经与警卫局主管副局长商量，决定每月补助他们每月30元，补助就这样开始了。后来刘少奇从别的渠道知道了这件事，马上把卫士长找来，严肃地批评说：“我的生活问题，为什么要瞒我，请你们从补助的那天算起到今天为止，算一算共补了我们多少钱，我要退赔，要把每次退赔的收据给我。”在家算了一下，一共补助了两年10个月，每月30元，共计1020元。从那个月开始，每月扣30元，从补助30元变成倒扣30元，一进一出，等于每个月的生活费降低了60元；还有一个小故事就发生在毛主席家里。“文革”中，林彪为讨好江青，在一次会上说江青的工资比邓颖超都低，此后让秘书打电话给中央办公厅的领导，要把江青的工资由原9级改提到5级，这样就和邓大姐的工资一样多了。1971年“9.13”事件后，毛主席彻底清查林彪问题，发现林彪私自给江青长工资，把江青叫到住地游泳池进行极为严厉的批评，江青哭着离开了。这一切使江青感到问题严重，回到钓鱼台十楼后，要她那里的党支部书记程汝民，以党支部的名义向汪东兴同志写报告，要求把自己的工资降下来，并把这几年一共多拿的几千元全部退还给国家。
由此可见，当年日理万机的毛主席、刘少奇，不仅对国家的大账算得清楚，而且对家里收支的小账也不放过，不仅定出了制度，而且还亲自过问，亲自把关，决不允许身边的人多拿国家的一分钱，钱从哪里来，花到了哪里去，都要清清楚楚，不能有丝毫马虎。然而看看今天的有些领导干部，竟然不知道家里几百万几千万的财产是从哪里来的，直到被送上法庭，才想到要算这笔家庭收支账，说什么到国外考察若干次，有出国补贴若干万；小外孙每年得到的“压岁钱”若干万；给商家题匾得润笔若干万……诸如此类一笔笔收入账都“想起来了”，但就是想不出还有多少支出账，该列入他的家庭收支账！
更有甚者，有一次终于读到检察官对某贪官的起诉上的一篇官员家庭收支账：现场查出财物合计XXXX万元，查实贪污XX万元，受贿XXXX万元；扣除夫妇两人二十年工资奖金补贴等合法收入55万元，最后算出尚有XXXX万元财产不能说明来源。如果按照毛主席、刘少奇的家庭收支账，他们的工资在当时都属于高工资，尚且时有入不敷出的状况，如今一个县委书记或厅局级领导，居然能从工资奖金中每年节余近3万元，莫非连检察官们也把“工资基本不用”的民间传言，当成了在法庭上经得起法律检验的正常状态？
反腐败要真正实现预防为主，不妨在申报收入的基础上，让每个领导干部都建立一本“家庭收支账”，并且定期报到纪委封存，免得咱们的领导干部“记不得数千万财产是从哪里来的”，也免得他们到了法庭上，才绞尽脑汁想“还有哪些钱可以计入合法收入”，不知有关领导以为善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