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创造一个人人心情舒畅的和谐社会

　　■访谈动机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将和谐社会作为主题，是执政党25年来第一次以如此规格讨论社会事务。

　　其后面有着怎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会对中国今后的社会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建设

　　周天勇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

　　□本报时事访谈员 陈宝成 北京报道

　　中共执政理念一次重大调整和发展

　　新京报：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重集体轻个体、重国家轻社会的观念一直占据主流。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讨论和谐社会，是25年来执政党第一次将社会事务纳入全会议题。对此你如何看待？

　　周天勇：在我看来，将和谐社会作为中央全会讨论的主题，进一步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重大调整和发展，真正在由革命党的身份转变到执政党的身份。

　　我们知道，解放以后到改革开放前，我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改革开放以后，党的工作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各地在发展过程中程度不同地变成了“以物为本”，即以建设马路、办公大楼、工厂等外在可观之物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而“和谐社会理论”则更加强调“以人为本”，突出了对人的重视。所以这是中共执政理念的一次重大调整和发展。

　　新京报：将社会事务纳入全会议题，有着怎样的国内国际背景？

　　周天勇：我们国家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应当说，大多数国家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都会面临一些新问题，像我国国内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地区、城乡发展差距，社会保障、就业、教育、住房、医疗问题等等，其中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比如，自然资源与环境的矛盾，过去我们习惯于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而且填了很多江河湖海来种植粮食作物。但现在来看，这种不尊重自然规律的做法导致了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中央提出把和谐社会理念作为统率全党、政府工作的方针政策，无疑是适时而必要的。所以必须把这些矛盾、冲突化解掉，实现各方面关系的和谐。

　　从国际社会来看，现在大的国际环境变了，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题；从我们自身来说，我们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经济建设服务，而不能摆出咄咄逼人的姿态。要妥善处理复杂多样的国际问题和矛盾，所以我们才有了“和谐世界”的提法。只有立足于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和谐的世界，实现国际关系的和谐，才更加有利于我们的发展。应当说，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从根本上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而做出的长远考虑。

　　通过化解冲突达致和谐

　　新京报：十六届六中全会认为，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我们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对执政党来说，这里的和谐应该包括哪些方面的含义？

　　周天勇：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矛盾冲突是客观存在的，就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来看，主要包括经济发展与资源的矛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公平与效率的矛盾，等等。

　　我想对执政党来说，在一定意义上和谐就是协调化解各方面矛盾。而要协调解决各方面矛盾，首先要承认现实的不平衡，承认矛盾存在的现实。这是基础。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执政就是组织协调，化解冲突，统筹兼顾，平衡好各方利益关系，处理好各方面关系，使各方面力量和谐相处，分工协作，各行其道，井然有序。总之，和谐社会并非没有冲突，而是通过化解冲突来达致和谐。

　　执政党要转变领导方式

　　新京报：十六届六中全会强调，构建和谐社会，关键在党。那么，在新的社会环境下，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如何应对形势发展的变化？

　　周天勇：我想无论形势怎样变化，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过程中，坚持党的领导都是第一位的。在这前提下，我认为这么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执政党要进一步转变领导方式。具体来说，党要由过去对具体事务的直接领导转变为通过组织形式来领导。比如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党委书记不应该直接管理具体的生产事务，而是要通过类似公司的形式，比如说交叉任职的方式来实现。

　　二是执政党要进一步加强依法执政。执政党的一切活动必须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比如对于企业干部的管理，面临如何与市场经济结合的问题。党管干部原则与市场选择人才也面临一个如何结合的问题。而根据公司法规定，董事长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党组织有考察、建议的权力，但最后的任命还是要由董事会来做，要依照现代组织形式来实现党对社会事业的领导。

　　三是要科学执政。对重大决策要进行论证，按照客观规律执政。比如说解决三农问题，首先就必须要让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不让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想解决农民增收问题，这肯定不行。

　　四是要民主执政。所谓民主执政就是执政党要汇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意志，通过社会听证程序、专家建言献策，使执政更加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进一步转变执政方式，不能说政府的具体日常工作也由党委全部包办。执政党管大事，管方向，管干部。

　　在发展中实现公平

　　新京报：全会指出，社会要和谐，首先要发展，必须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这会给今后中国社会发展带来哪些新的变化？

　　周天勇：建设和谐社会，首先还是要鼓励人民用创业和就业的办法创造财富。因为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积极的和谐社会，鼓励人们奋发向上，创业干事，扩大财富，提高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强盛。只有鼓励人们创业、扩大就业，人民富裕、国家富强、社会和谐才有财力基础。

　　其次，国家要通过税收、公共财政、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四大手段，使社会财富分配更加公平合理。要通过税收调节过大的收入差距，在教育、卫生、医疗、低保、住房、公交等公共服务领域，政府要加大扶持力度，来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和压力。这也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方式。国家通过转移支付对低收入社会人群、不发达地区加以扶持，平衡过大的经济差距。再有就是建立安全的社会保障网，消除人们的后顾之忧。做好这些工作，人们才能安居乐业，社会治安才能从根本上好转，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

　　第三就是要继续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全会提出，到二0二0年，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就包括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这是因为，人不能只是满足于吃饱喝足，还有参与社会事务、参与政治的精神需要、文化需要、个性需要。对于执政党来说，建设和谐社会很重要的一环就是要创造一个人人心情舒畅的社会局面，使人们感觉到政府的公正、公开、透明。在和谐社会中，任何冲突都不再以阶级斗争的方式来解决，而是按照法律来解决争端和冲突。

　　第四，要促进社会财富更加公平合理地分配，就要防止垄断行业形成特殊利益群体。对垄断产业、垄断行业，国家要采取一定措施，比如说价格控制、降低成本、规定相关消耗标准、控制工资标准、促进其充分竞争等。这样就能在相当范围内惠及广大消费者等弱势群体，逐步扭转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让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

　　建设廉洁、服务、可亲近的政府

　　新京报：全会将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有较大提高，列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之一，明确提出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新的形势下，政府机构如何转型才能适应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

　　周天勇：要提高政府的管理和服务水平，首先要对政府体系自身进行改革。和谐社会重要理念之一就是政通人和，在政府体制建设上要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机构，政府的不必要消耗要减少，政府的层级要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整。不能让政府养那么多闲人，现在有的县，一个局级单位供养五六百人，老百姓交上来的钱，很大一部分都让政府消费了。所以减少机构、人员、层次、政府消耗，是提高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的必要前提。

　　其次，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通过法治轨道约束政府及其各个部门的行为。现在社会存在一些不和谐的方面，很多就是来源于政府。政府的一些审批、执法、收费要受到限制，不能乱审批、乱行政、乱收费，政府为了部门利益公权私用，这是社会不和谐非常重要的方面。试想一下，企业办事情都需要一些灰色成本，老百姓交的钱都让政府公款消费、公款吃喝、公款出国给挥霍了，社会怎么能够和谐？所以建设和谐社会，对政府而言，最重要的就是把政府转变成为一个廉洁的、公共服务型的、让老百姓觉得可亲的政府，这才能达致政通人和。

　　社保体系应由中央统一管理

　　新京报：全会提出，到二0二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包括了社会就业比较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这是克服城乡差距的重大举措。你对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哪些建议？

　　周天勇：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首先是中央的责任，社会保障体系应该由中央来统一管理，这比由地方来负责社保更加具有合理性。

　　举例说，流动人口的规模越来越大，已经成为很突出的社会现象，如何解决这部分人的社会保障问题？如果社会保障由地方负责，那么一个在广东打工的四川人，虽然有了社会保障，但是由于行政区划的原因，地方政府提了社保之后，这块资金留在地方，而人口流动之后并不能带走这块基金，他年老返乡之后，社保资金回不到四川，他的养老问题怎么办？再有，社保基金放在地方，很容易被地方政府挪用。这样的先例我们不是没有过。要提足社保金额，要不然，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增加出口，只有降低成本，就不会提足社保金额。

　　很多国家的社会保障都是中央统一管理的，这样做的好处之一就是使得老百姓更加拥护中央，这个社会更加统一，这个国家就更加安全。在实行联邦制的美国，社会保障由联邦政府来管理，因为这样容易在民众心目中形成对国家的认同感。要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从道理上讲更应该这样。所以综合考虑，我认为，社保一定要由中央管理起来。这是国家统一的基石，是人民对国家有认同感的纽带，是进一步加强宏观调控的根基。

　　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间的财权、事权

　　新京报：的确，最近几年，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一直强调宏观调控，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在不少地方，由于短期效益的驱动，仍然存在与中央要求不一致的短视行为。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宏观调控政策应该做出哪些调整呢？

　　周天勇：在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宏观调控一定要在体制上进行改革。改革开放以后，宏观调控一直在“一控就死、一放就乱”这个怪圈里徘徊。所以我建议十六届六中全会以后，中央应当进一步研究从根本上进行宏观调控体制改革，宏观调控是一个系统，不能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今天发现房地产行业过热，就对房地产进行宏观调控；明天发现别的方面过热，就对别的方面进行宏观调控。用什么方式进行宏观调控？怎么样进行行之有效的宏观调控？用哪些杠杆进行宏观调控？怎么样在宏观调控中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些深层次问题应该深入考虑，而不是在旧的体制下走回头路。

　　要从根本上加强宏观调控，适应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除了由中央统一管理社会保障体系，还要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合理划分财权与事权。处理好这个问题，才能更加有利于宏观调控的顺利进行。一定要把中央、省、市、县、乡镇等各级政府的事权、财权划分清楚，真正明确哪些钱应该中央收取，哪些钱应该地方收取，从而以“钱”定“事”，宏观调控才能走出怪圈，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

　　为十七大做好理论上的准备

　　新京报：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是今年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由于明年恰逢十七大召开，因此被海内外媒体高度关注。在你看来，本次中央全会对十七大和今后中国社会的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周天勇：十六届六中全会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应该是很深远的，从传统的行政管制来管理国家到和谐的服务型政府协调来管理社会，这是不同的执政理念，这对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人们的亲身感受会发生深远影响。另外，六中全会将和谐社会作为会议议题，也会为明年召开的十七大做好理论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