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说清楚”与“清楚地说”

　　君特·格拉斯能把一个几乎不大能“说清楚”的问题“说清楚”了，更可见其真诚与勇气。

　　陈家琪

　　“说清楚”与“清楚地说”有何不同？这曾是维特根斯坦提出过的一个问题。近日

　　在9月27日的《文汇报》上，我看到了太空女游客阿努什·安萨里讲述她在太空的各种趣味体验，比如刷牙、洗澡是多么困难和多么有趣，说她在飞船起飞的一刹那间，为什么会哭，哪怕知道这时候流的眼泪会自动回到眼睛里来（因为失重），她还是控制不住自己，“因为她终于来到了一个如此平静，没有战争、没有国境、没有烦恼，只有纯粹的美丽的地方”；然后就讲了在太空中彼此喝着对方的汗水（因为空间站中的任何一滴水都需经过回收，循环利用）时的幽默与亲密。据说这位女游客是花了几千万美元才飞上太空的，对她而言，恐怕没有多少“英雄事迹”可言。她的兴趣就是玩，就是看和冒险，然后再把自己体验告诉更多的人。

　　再就是同一天的《文汇报》上有两篇文章也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是“中国文坛5位巨匠的后裔齐聚鲁迅故里绍兴，共同探讨‘文化传承、精神回归’的重大话题”，这5位“巨匠后裔”指的是周海婴（鲁迅之子）、郭平英（郭沫若之女）、韦韬（茅盾之子）、舒乙（老舍之子）、吴青（冰心之女）。他们先是共同回顾了他们的父辈在政治、金钱、威逼、利诱下的“独立人格”，接着就猛烈抨击了当下的“部分文化工作者社会责任的缺位，一些作品商业化、娱乐化、低俗化倾向严重。这些低俗文化正在消蚀优秀的中华文化，堕怠着青少年的思想和情操。”文章中说，这5位文坛巨匠“就代表了中华民族的脊梁。当代文化和文学的创作者、传播者，需要的正是这种文化的传承和独立人格的精神回归。”

　　这张《文汇报》的另一页上，有袁志英的一篇文章，题为《也说君特·格拉斯事件》，说的是自从格拉斯在自传《剥洋葱》中披露了他曾加入过党卫军这一事实后在国际上所引起的轩然大波。作者认为，格拉斯“冒着被误解、被诽谤而招致身败名裂的风险，说出隐瞒了61年的污点，我们不能不说，这里有着可叹可赞的真诚与勇气。”然后，这里就引伸出了一个什么才叫“民族良心”和“道德法庭”以及在什么意义上我们才认为德国人对二战时的纳粹问题进行了彻底的反省。

　　这些都是在随便胡乱翻阅报纸时看到的。首先应该承认的是：我其实早已麻木很多了，甚至可以说是早就见怪不怪了。

　　之所以又把这本来就相互有些关联的事并列出来，无非是觉得问题已经不再是对错是非，而在当我们表达时，是否已经不再理会“说清楚”与“清楚地说”之间的关系了：是因为我们知道有些事是无法“说清楚”的，所以才这样呢，还是我们本来就明明白白，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比如为遣词造句的能力所限）所以才无法“清楚地说”，使人读了这些文章后常有不明不白之感，不知作者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当然，我自己也这样，所以才能关注到这一问题。

　　“说清楚”和“清楚地说”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比较而言，“清楚地说”似乎要求的只是前提的确定：只有当我们知道了而且也想“说清楚”时，才有一个是否能“清楚地说”的问题。也许，对阿努什·安萨里来说，关于自己的太空之旅，有一个到底该说些什么才能“清楚地说”的问题；因为对她来说，“想说清楚什么”都是早已确定好了的。我们之所以觉得阿努什·安萨里“说得更清楚一些”，也只是相对于我们想听些什么而言的。而对5位巨匠的后裔和格拉斯而言，面临的却都是一个是否能“说清楚”的问题。比如到底什么才是“民族脊梁”以及对当代文坛的评价问题，应该承认就更是一个“说不大清楚”的问题。还是相比较而言吧，君特·格拉斯能把一个几乎不大能“说清楚”的问题“说清楚”了，更可见其真诚与勇气。

　　作者系同济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