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说：“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自成高格”。不过，他没有说境界是从何而来，怎样才能形成高格的“境界”。最近读邓亨禄先生的散文集《茶客》时，我的脑海中似乎逐渐感悟到了“高格境界”的某个源头。我边读边在努力地寻找这部散文集子的情感基调，读着读着，一股浓浓的故乡情包围了我。邓先生在对故乡古镇人和事的回忆描述中，让人感觉到作家对音乐教师王一鸣，包公庙里的慧海和尚，以及故乡古镇那些纯朴的民居，默默无声的古老建筑物都寄托了深深同情与宽容；对故乡的时代小丑们丑恶行径的揭露与批判。作家用
这样的情感基调和高尚的人文情怀所泡浓的《茶客》，其境界就必然定格在一定的高格之上，泡出的盖碗茶无可置疑地就会散发出一股纯正的清香。
深埋在青少年心中对故乡的情感积累几乎可以决定一个作家这一生创作出来的作品真情与品位和境界高低；这是作家取之不完，用之不竭的感情储藏，作家就是想摆脱也无法摆脱作为“人”的印迹和烙露在作品中的印迹；更是作品“自成高格”的真情之源。王国维那没有说出来的“境界高格”之源泉恐怕正在于此。我们以这样的视角来窥探邓亨禄先生的《茶客》就不难理解，他对“圣修堂茶馆里”那些“方脑壳”们的同情与关怀，善意地讽刺与批评，浸透着作家深情的人文关怀。将过去那些小人物同今天圣修堂茶馆里的匆匆过客相比较，你就会发现：其实，不管是在饥饿年代，还是在文革动荡不安的社会底层中挣扎的小人物和现在圣修堂茶馆里那些来去匆匆，称为市井小人物的命运有同曲异工之妙。这种“类似”一方面是挣扎在底层的小人物的生存欲望和结局是多么的相似。当然，随着时代的变化，这些生活在不同时代里的小人物其处事的方法与生存环境，人格都烙上了真诚守信与虚伪狡诈的鲜明时代烙印；另一方面，作家青少年时代对故乡情深意切的同情与宽容，善意的讽刺与批评的真情，自然而然地流露在作品之中，并给新时代里这些小人物赋予了新的生命意义。反之，个别的篇章游离了以上两点就只是苍白的记录。总之，书中大部分人物形象因为作家真、善、美的故乡情愫在作品中真诚地付出，泡浓的《茶客》就格外的清香，值得茶客们往圣修堂去品茗。《茶客》也将会给你带来社会市井社会小人物高格形象的生动人物画卷。
（竹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