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七十年后的继续追问

　　王香平 王健虎

　　■哲人说：如果追随理想而生活，本着真正自由的精神，勇往直前的毅力，诚实不自欺的思想而行，则一定能够达到至善至美的境地。红军的长征，也是一种精神的长征：以“真”为开始，以“善”为历程，以“美”为最终的追求。

　　70年前，美国青年埃德加·斯诺曾如此评论中国红军的长征：“在人类活动史上是无可比拟的”。70年后的中国青年，总不免要继续追问——这支红色的军队，靠什么演绎了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故事？

　　红军开辟的，事实上是一条创造历史的精神航道。

　　世界上的一切伟大运动都与某种伟大理想有关。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内忧外患，孕育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这支能够承载并不惜一切去实践理想的军队，成为沉沉黑夜中最为光明的时代雕像。

　　因反“围剿”失败，被迫撤离根据地的各路红军纷纷踏上了前途未卜的漫漫征程。反动派四处宣传，他们是一群“流寇”、“赤匪”甚或“乌合之众”。事实果真如此吗？

　　如果了解一下这支队伍的领导人，相信会让许多人大吃一惊。据不完全统计，红军军级干部和大批文化人中，至少有50人分别到苏联、美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留过学，还有像朱德、贺龙、叶剑英、刘伯承这样一些在旧军队中当过高级军官的将领。如果为了自己的前程，他们完全可以轻而易举拥有一份富足的生活。如果说他们是造反者，那么他们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群有罕见追求的高素质的造反者。如果不是这种特有的文化构成，他们就不可能在那种环境中厘清“中国将向何处去”这样的重大命题。

　　毫无疑问，他们是一群在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之后，为了真理来干革命的时代精英。有什么力量可以“围剿”住这群有文化、有主义和有理想的队伍呢？他们完全自愿自觉的追求，孕育了足以融化所有困难的坚定意志与乐观情怀。

　　据不完全统计，长征队伍中，大约54％的人都在24岁以下，只有4％的人超过40岁。正是这样一支散发着蓬勃朝气的队伍，背负着一个古老民族的希望，走向一个国家新生的旅程。正是在纵横无向的穿行中，长征仿佛地理大发现一样，在神秘的西部地域开辟了一条摆脱覆灭、战胜死亡的通道。有人说，红军开辟的，事实上是一条创造历史的精神航道。

　　在生命的边缘坚守信念的同时，红军还沿途传播着他们的理想。他们用炭棒、白灰、红土刷刻下各种标语口号。据1935年3月10日《红星报》报道，红军某部在两天时间里写了600多条标语。随着红军跨越边缘地带的足迹，这些昭示理想的路标，把沿途的穷苦人也引向了一条精神的航道。

　　长征，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一部生命的史诗。

　　历史永远都不会忘记：1935年5月29日清晨，中央红军红四团的勇士们从安顺场到泸定桥，一昼夜奔袭240里。有了这样空前的生命记录，历史，就从十三根晃晃悠悠的铁索上渡过去了。

　　长征就是人类历史上一段特殊的生命旅程。它是对生命意义最严肃的一场拷问，也是对生命的物质能量与精神能量的一次伟大发现，并且为后人竖立了一个仰望生命高峰的界碑。

　　在1955年授衔的将帅中，有13位断臂（或独腿）将军，他们的故事告诉后人：红军长征前行的每个脚印，都在诠释着英雄也诠释着生命的含义。像长征这样无后方依托供给、长时间长距离的行军作战，在世界军事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于是，有人把长征比作充满苦难的炼狱。或许，正是在这炼狱中，生命的耐力与能量一次次得以延续和提升。

　　长征之所以为长征，绝不仅仅是血战湘江、突破乌江、四渡赤水那样一种对战斗精神的考验，还因为长征所必须跨越的雪山草地对于生存意志和生命极限的最严酷挑战。班佑，是红军走出草地后的第一个大村落，在这里流传着许多红军故事：红军离开后，藏民看到很多房子里都有死去的红军，他们清理时发现红军的遗体都非常轻，一只手就可以提起，而且一拉就发生断裂……这让在生死问题上旷达自然的藏民困惑了很多年。在这些悲壮的生命故事里，人们知道了什么叫“流尽最后一滴血”、“耗尽最后一点力”。

　　对幸存者来说，长征，永远地照亮了他们生命的前程和精神的天空。1975年10月，因患癌症已做过五次手术的周恩来，让人找来《长征组歌》的唱片。曾任长征最高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选择了长征歌曲的豪迈旋律伴他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

　　长征，就是这样一次需要英雄而且英雄辈出的悲壮历程。

　　据统计，红军长征前后共组织过7次大的战役，投入师以上部队参加的战斗达120次。至于团以下规模的战斗就不计其数了。这是长征中的另一种奇迹。

　　在重兵围追堵截之中，缺少装备且疲惫不堪的红军一路厮杀，为什么如洪流一般不可阻挡，竟越战越勇最后成为铁军？1935年10月，陈云在向共产国际汇报时说：“每次战斗前，连队的党员都召开会议，选出后备指挥员，大约有四五个人。如果连长在前线受伤或者牺牲了，队伍不会跑散，因为第一后备连长会立即挺身而出；如遇不幸，第二后备连长又会代替他，一个接着一个。党员受伤后，为了不影响同志们的情绪，总是对他们说：‘没关系，你们继续前进吧。’”

　　不言而喻，红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来自每一级团队始终有一个主心骨，而他们在最危急时刻总是毫不犹豫地作出勇往直前的选择。红二方面军第6师第18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连续换过四任政委。第一任政委余秋里和第二任杨秀山在战斗中身负重伤，继任的董瑞林和周声宏都不幸中弹牺牲。红军指挥员身先士卒的脚印，把集体的力量串连在了一起，使整个部队弥漫着浓郁的英雄主义氛围。不能不承认，长征就是这样一次需要英雄而且是英雄辈出的悲壮历程。

　　在这个群体里，一袋干粮，一把野菜，一只有力的手臂，一次拉马尾巴的机会，都可能给绝境中的一个红军带来生存的机会。千百个这样的故事汇合成长征精神的洪流，形成了红军拖不垮、走不散的强大凝聚力，并且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支队伍成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让人向往的精神家园。

　　长征途中的红军，凝聚自身的同时，也吸引着一切向往它的人们。经苗寨，有苗族民众入伍；过彝区，有彝族同胞参军。家住四川阿坝马尔康的天宝，脱下袈裟参加了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批藏族战士和中共第一批藏族党员之一。当过国民党贵州军政府总理和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的周素园，年近花甲，毅然参加红军，成为长征中年龄最大的新战士。

　　长征使红军走到了一个历史转折的门槛。虽然他们付出的代价是罕见的：由出发前的30万人骤减到会师后的3万人。但毛泽东却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未来：“我们的人是少了一些，但都是经过严峻锻炼和考验的中国革命的精华，你们不仅要以一当十，而且要以一当百、当千。”

　　正像物理能量有聚变和裂变一样，通过空前凝聚的红军力量，一旦释放出来，怎么不可能以一当十、当百甚至当千呢？

　　长征，不仅属于过去，也是了解今天和未来中国的有效途径。

　　最早向世人传递红军长征的真实消息，是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出现的。红军渡过金沙江不久，陈云奉中央之命到上海恢复党的组织以及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在上海，他假托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之口，化名廉臣，写下《随军西行见闻录》。

　　最早看到长征意义的是毛泽东。长征还没有结束，他就开始以特有的方式进行总结，在1935年10月写下我们今天熟知的《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和《清平乐·六盘山》。当然，还有毛泽东的名言：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长征胜利的消息及其震撼历史的意义，同样被中国近代史上的思想巨人鲁迅及时捕捉到了。这位以毕生精力呼喊着民族灵魂再造的思想先驱，很快就向陕北发出了贺信：“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长征的故事像神话一样开始传播，传播故事的方式也是千奇百怪。

　　谁也不会想到，第一个在西方讲述长征故事的，是一位名叫勃沙特的瑞士传教士。他曾跟随红二、六军团行军，离开队伍后，1936年8月就在英国出版了《神灵之手》一书。此书成为“红军长征中以局外人身份写的唯一的印象记”。

　　第一次让长征的亲历者们站在摄影机前的是美国记者斯诺。一个民族的精神被另一个民族所认识，往往从最典型的东西开始。斯诺是为了化解他对红军的80个大问号而第一个到陕北采访的外国人。他的《红星照耀中国》，被西方媒体认为“标志着西方了解中国的新纪元”。

　　1984年，77岁高龄的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怀揣着心脏起搏器，用3个月时间重走了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路线。1985年他在美国出版了《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历史的发展并不总是那样无迹可寻。当索尔兹伯里说长征“使中国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未来前进”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开启和领导这项“新长征”的，正是将近半个世纪前的长征亲历者：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在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之际，江泽民同志完整而深刻地概述了长征的五种精神。2006年7月25日，在胡锦涛同志的主持下，中央政治局进行第33次集体学习，主题是“红军长征胜利的回顾和思考”。

　　长征已不仅属于过去。

　　长征，成为中华民族走向世界和通向未来的闪亮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