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还是重庆通信兵工程学院的学生时，血气方刚，为学习老前辈，也曾步行长征路。1966年10月，我们八人头戴五星帽，肩挎军用书包，背着十几斤重的行李，一身戎装，在战友们的欢送的锣鼓声中走下了歌乐山，向贵州挺进。
当时，我们约法三章：走红军路，决不坐车；不住接待站，走到哪里就住在那儿的老乡家里；团结互助，不让一个掉队。每天除了吃饭和休息，就走在当年红军长征的路上。
第一天走了30里，第二天走了40里，到了晚上，满脚“长”出了大大小小的血泡，用针挑破，热水泡脚，第二天接着走。就这样脚板越走越结实，速度也越来越快，两天行军240公里不费劲。女同志不方便时也不停地走，大腿内侧磨出了厚厚的茧子也没叫一声苦。
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我们学着红军的样子，一边走，一边用说唱的形式宣传当时党中央的有关政策。老百姓把我们当成了军区文工团的演员来欢迎。我们睡过地下的稻草铺，三个女同志也曾挤在2尺多宽的床上休息；我们吃过老乡家里的萝卜饭，有一天，在两省的交界处，没有饭吃，我们就买些柚子来充饥；我们到过苗寨，感受到少数民族的热情好客，悠扬的笙和对歌解除了一天的疲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一路唱着毛主席的诗词歌曲，我们走到了革命城市——遵义。参观了遵义会议的会址，回味了遵义会议的意义。
后来，雪山封山，部队又来电话催我们回去，我们就没有按照原计划过雪山草地了。
从重庆走到遵义，这一段“长征”经历使我终身难忘，受益匪浅。不管后来经历如何，至今，我还是一个勇往直前的老兵。 夏静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