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何兆武这一代人很不幸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上大学的时候，出版刚刚开放，很多图书可以出版，在阅读《西方哲学史》、《社会契约论》等著作的过程中，我渐渐发现，很多著作都是何兆武翻译的。但我对他一无所知。等到1985年我到社科院近代史所以后，才知道他曾经在历史所工作，现在已经调到清华大学了。历史所有一个杂志叫做《史学理论》，我经常在上面发表文章。《史学理论》开学术讨论会的时候，我就认识了何先生。认识他以后，我才发现他不止是英语比较好，他所受到的中国学术根底也非常深厚。

　　那时我已经有一个观念，一些学术著作实际上水分很大，何先生没有什么鸿篇巨制，都是一篇一篇的文章，这些文章我全都读了。我发现，他的学术文章有一个鲜明的特色，就是没有一篇文章是没有创见的。尤其在史学理论、思想史方面，给我很大的启发。

　　后来，我自己也做过几本学术著作的翻译，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经常向他请教，我还专门去过清华几次。我发现，他家里除了书很多之外，还有大量的古典音乐磁带。看了《上学记》，我才明白他从小就受到过西方古典音乐的熏陶。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开始做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研究，经常跟他谈起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些人与事，这加深了我们之间在情感上的交流。80年代末，我与李泽厚先生谈过何先生，李泽厚也说，何兆武先生的学术功底非常深厚。

　　何先生属于我父辈的这一代人，他们生活在一个中国社会大转型时期，包括他们的老师在内，从小受到传统教育，扎下的根基很深，但是外语又很好。我父亲是学建筑的，但是，他的篆刻、书法极好，这种兴趣在他退休后依然保持着，他还会背大量的唐诗。何先生先学理工，其后才改学文科，在西南联大受到很好的教育。中西文化的交汇在他这一代人身上体现出来，但突然被截断了。他们在30多岁要出成果的时候，要换一套思维系统。这种转换要表现在学术上是很困难的。如果说，他们的师辈在那个年代还能出一些成果的话，那么他们比其师辈更加不幸。其后，他们又受到一次次运动的冲击。

　　《上学记》的内容非常丰富，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应该看，尤其是主管教育的人。何先生引用邹承鲁院士的话来说，西南联大能够出那么多人才的根本原因，就是教授和学生都很自由。教授可以按照自己的观点随心所欲地讲，学生可以凭自己的兴趣随心所欲地学，转系也没有任何障碍。这些在现在都是不可想象的。我觉得，只有像西南联大这样才叫大学，否则就是高中的延续。另外，我是搞历史的，比较重视这种口述史。中国人在谈到自己对人的看法时比较隐晦，而这本书很坦率，尤其是谈到吴晗、冯友兰的时候。一个80多岁的老先生，能这么坦率地说出自己的看法，这种情况已经不多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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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者雷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