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靖：这是何老真实的记忆

　　记者:你最早是什么时候结识何老的？为什么会与何老做这样一本口述史？

　　文靖:我以前在清华上学的时候上过他的课，觉得这位老先生很容易接近。开始时我和何先生都没有很强的目的性，最早跟他聊了聊，然后写了一篇文章，几个朋友都鼓励我接着做下去。聊到三分之一了，他就说是要做这么一本书吗？然后我们就继续做下来了。我觉得自己每周到他那里去，很大程度上是在做一种心理治疗。

　　记者:对你是一种心理治疗吗？

　　文靖:是啊。比如，关于幸福的概念。与何老在一起的时候，我特别被他孩子般的笑声打动心灵，他有一种特别坚定的幸福感，包括在封面上用的那句话，让我特别感动:“我想，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是你觉得整个社会、整个世界会越来越美好，一是你觉得自己的未来会越来越美好。这两个条件在我上学的时候恰好同时都有，当时正是战争年代，但正因为打仗，所以好像直觉地、模糊地、可是又非常肯定地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过上非常美好的生活。”这段话在书中出现了三次，但是他对我讲过很多次。

　　记者:他能够产生幸福感的原因是什么？

　　文靖:他从小接受的就是普世价值。而且他那个年代可以接触各种思潮，极左的、极右的，保守的，急进的……在各种思想上他可以有自己的判断。另外，他在师大附中接触到西方古典音乐，受过很多艺术熏陶，这对于人的心灵发育是很有益的。此外，何老追求的幸福有一种个人主义倾向在里头，是一种对内心的追求。他心驰神往，一谈起来就眉飞色舞的东西实际上是一种纯粹对美的追求。他经常跟我谈起《浮士德》、李义山的诗、舒曼的小夜曲，觉得这些都美好极了。

　　此外，他对物质要求很低，“混饭吃”在他的语境里与在我们的语境里完全不一样，意思是说给我一个很低的生活水平，我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就可以了。在精神上，他也不去刻意追求些什么，包括他读书，只要有趣就行。他的同事曾批评他，今天喜欢这个，明天喜欢那个，他自己就说，做任何事情，何必要有一个功利的目的呢？只要我自己觉得有趣就可以了。这也是让他个人达到现在这种精神境界的原因。

　　记者:何老的讲述与你参考的史料有什么不同吗？

　　文靖:首先，你会觉得这段历史变得丰富起来了，他作为亲历者的视角与我读到的那些东西，感觉是不一样的。比如，他对学生运动的看法，对有些人的看法。他从小就不喜欢茅盾，不喜欢巴金，到老也不喜欢。这让我很惊讶，因为他们到后来都变成了一种历史符号，后人很难说喜欢或是不喜欢。还有，就是他对吴晗、艾思奇的印象不是很好。

　　此外，何先生的口述非常生动，这在资料里是看不到的。即使有些属于个人理解，但它是很鲜活的。他回忆以前的事情历历在目，就像在说昨天的事。

　　记者:你刚才也说到了何老对一些人和事的评价，这些评价未必和其他人的看法一样，因此就涉及到一个真实性的问题。

　　文靖:我在听到他对一些人的印象与我的想像差异较大时，会多问他几次。关于真实性的问题，我想很难有一个明确的结论。我只能说，这本书是何先生个人真实的记忆，所以还是有其局限性。这有点像柏拉图的“洞穴”说，真正的真实是不能够看到的。

　　(文靖:《上学记》执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