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艾滋病人监仓“零距离”

　　与艾滋病人监仓“零距离”

　　——广州市检察院驻第二看守所检察室文明执法记事

　　6个人的特殊监仓

　　看点：

　　如何管理在押的艾滋病患者，一直是各类监管场所头痛的问题。2005年，广州市第二看守所实行了艾滋病普查制度，成立了关押艾滋病犯罪嫌疑人的“特殊”监仓，并建立了一系列配套制度。对这个特殊的监仓，看守所和驻所检察室都上了心，他们经常深入这个监仓，找这些特殊的在押人员谈心。

　　这里有个特殊监仓

　　广州市第二看守所不大，被监管人员大约400人左右。广州市检察院派驻在这里的驻所检察室也显得略微有些局促：三张办公桌，三个人，“头儿”是胡光毅，40来岁。还有老梁，小古，一老一少。

　　胡光毅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我们三个人，老中青，这样搭配好。在押人员什么年纪的都有，三个人，正好利于给不同年龄阶层的在押人员做思想工作。

　　广州市第二看守所有个特殊的监仓，关押的6个人都是艾滋病人。说起这个特殊监仓，还要追溯到6年前。

　　2000年的一天，广州市第二看守所在日常的诊疗工作中发现一名大腿部位经常发炎的在押人员，有吸毒史。经确诊，这名罪犯艾滋病抗体呈阳性。这是整个广州市监管场所系统内的第一例艾滋病病犯，为此，看守所针对艾滋病进行了一次全面普查。第一次普查就查出了5例艾滋病人。由于当时防感染的措施还跟不上，该所建议对这5个病人采取保外就医或者监外执行。犯罪嫌疑人的家属们觉得艾滋病是个谈起来都害怕的病，谁也不愿签保证书。看守所的领导又亲自上门家访，甚至出车费把家属请到院里来详谈，最终才得以妥善处理这批病人。

　　为解决艾滋病犯罪嫌疑人的管理问题，2005年，该所实行了艾滋病普查制度，成立了关押艾滋病犯罪嫌疑人的特殊监仓，并建立了一系列配套制度。

　　对这个特殊的监仓，看守所和驻所检察室都上了心。老胡老梁他们和看守所干警经常深入这个仓，找这些特殊的在押人员谈心。

　　看守所所长黄志斌说，开导这些人，化解他们彼此之间的矛盾，他和老胡老梁他们总结出一个最好的办法。胡光毅说：“进到监仓，和他们握握手，摸摸他们的头。这比讲一万句话都管用，我都不怕传染，你们还怕什么？”

　　监管人员和检察干警用实际行动消除了其他在押人员的恐慌，证明艾滋病并不像有些人传说的那样“哈一口气也会中招”。

　　面对艾滋病人的对抗

　　马豪森今年1月因为抢劫进了广州市第二看守所，就被检查出艾滋病抗体呈阳性。司法鉴定结论是：马豪森患有抑郁症并有严重的自杀倾向。作为需要重点观察的在押人员，看守所干警对他特别留意，并把他的情况及时报告了驻所检察室。

　　4月份的时候，马豪森的情绪变得极不稳定。他开始用头撞墙，吞牙刷，用囚服上的拉链头割手臂上的动脉，用棉花浸水堵塞自己的鼻孔和咽喉……监管干警守着他，想了很多办法稳定他的情绪，防止他的过激行为。马豪森发现这样自杀不能奏效，又开始绝食。

　　看守所人员把这个情况及时通知了驻所检察室。

　　要让一个内心绝望的人重树生命的信心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驻所检察官、看守所干警和所里的医生一道商讨对策；医生给马豪森包扎他自己咬破的伤口，悉心照料；老黄、老胡、老梁他们则时不时地告诉他一些关于艾滋病的知识以及目前医学上对艾滋病的研究成果。和他同监仓的艾滋病人也被感动了，纷纷帮助干警做他的思想工作。

　　一天，黄所长、老胡他们再次来到监仓给他做思想工作。

　　“政府都没有对你丧失信心，为什么要对自己丧失信心呢……”

　　“医学这么发达，发展速度这么快，有什么理由放弃生命……”

　　这些话语，回应往往是沉默。然而黄所长和老胡他们感到，这样的沉默不同于过去的沉默，他的眼神告诉大家，他的内心在挣扎和思索。只要再加把劲，他一定会“回头”的。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病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灵魂深处的脆弱，生命的意义不在于长短，而是在生活中体现自身的价值，那就是尽自己的所能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做一个对社会、人民有用的人！”马豪森的头低下去，脸色愈加苍白了。

　　一切尽在感谢信中

　　没有言语回应，效果却体现在了马豪森的行动上。他开始有规律地吃饭，再也没有出现过激行为。

　　5月25日，一封5页长的感谢信，摆在看守所干警的桌面上。这封信文通字顺，几乎没有错别字，还颇有文采。写信者是马豪森，在信中他告诉干警，他曾经有过事业的辉煌，拥有自行车性能改进方面的发明专利，生意也一帆风顺。无奈染上了毒瘾，不但变得一贫如洗，最终沦为一个抢劫犯。

　　他在信中写道：“自从染上了毒瘾，数年经营的心血付诸东流，昔日的朋友离我而去，我成了一名真正的流浪汉……我感到生命对于我来说已变得如同秋天的落叶，因此我萌生了以结束生命的方式对自己的耻辱行为作出惩罚……”进了看守所，他又被检查出了艾滋病，精神彻底崩溃了。“与其在痛苦中挣扎，在等待中悲惨地死去，还不如瞬间地死于痛苦挣扎之前来得痛快……”

　　然而，看守所的干警、驻所检察室的三名检察官、所里的医生对他的爱护和教育，终于让这个铁了心要自杀的人重新认识到了生命的可贵。“他们没有把我当成一名犯人看待，更没有因为我是一名艾滋病病人就惧怕我。他们真诚的态度和精神，使我体会到了人间的真情和温暖。我扪心自问，面对领导的坦诚相待，真心教导，我还有什么理由自暴自弃呢？”

　　看到这样真诚的话语，黄所长、老胡他们开心地笑了。这不仅仅是因为化解了一道工作上的难题，重要的是，一个人的生命得到了挽救，一颗绝望的心重塑了生命的价值。

　　“除了配合，我们也常挑刺儿”

　　尽管有特殊的艾滋病人要特别照顾，看守所和驻所检察室日常的工作还和往常一样开展。黄所长和老胡他们时不时相互串串门。吃饭的时候，三个人和所里的干警聊聊天，说说在押人员的情绪有没有波动，监仓的卫生状况怎样，伙食有没有改善。平常时候，除了完成日常必须的工作，老胡他们习惯到处走走看看，看到有安全隐患的地方，就给看守所的同志讲讲，大家共同讨论想办法，解决难题。

　　“关系默契，不是说就讳疾忌医，不来监督。看守所也希望咱们给他们提意见，挑挑刺儿。前一阵子我们发现所里有些工作人员把车停在监管区的边上，要是在押人员趁着疏忽藏到车上怎么办？这些安全隐患我们都会及时向看守所反映，他们也虚心地采纳咱们的意见，马上修改制度，填补漏洞，毕竟谁也不想出事故。”胡光毅说。

　　广州市检察机关近年来提出了“人性化管理，共创和谐监所”的口号，在依法管理，依法监督的原则下寻找切实履行监督职能的途径。除了建立艾滋病人监仓，他们还利用《催办在押人员被扣押物品处理信息反馈通知书》、《看守所在押人员收押物品跟踪表》等规范化制度预防发生在高墙内的职务犯罪，保障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联合监管场所工作人员共同查找制度上的缺陷以及监仓监管过程中的隐患。

　　（本报记者 马远琼 特约记者 刘 韬 通讯员 张玉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