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辉
10月8日，西安邮电学院校区食堂前，一则《通知》吸引了大批学生驻足。因为考试成绩差，学年学分没修够，336名学生经学校初步审定被作出退学处理。10月10日，最终确定的学生将面临两种选择：或者退学回家，或者缴清退学试读培养费，降级试读一年。（10月10日《华商报》）
不少人对校方的行为提出异议，觉得此举太过苛刻，有借机敛财的嫌疑，甚至要求
也开除不合格的老师，认为学生不合格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老师不合格。被开除的学生此时是弱者，同情弱者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这些异议及要求却是不尽情理的，这是因为大学拥有其内部裁判权。
公元1231年，教皇格里高利9世颁布了教谕《知识之父》，这一被称为“大学独立宪章”的教谕规定，大学可以设置特别法庭对内部纠纷进行独立裁判。这种裁判权也一直得到了后世法治秩序适当的尊重。1957年，美国最高法院在一项宪法判例中就表达了：“大学的四大基本自由是：基于学术理由，决定谁来教，教什么，怎么教，以及谁可以入学。”显然，对围绕上述四种自由发生的纠纷，大学就有相应的内部裁判权。
中国的大学当然也不例外，他们继承了这种来自西方的大学自治传统。这种继承显然不是一味的崇洋媚外，而是基于法律与经济的双重理性。民主社会有一种基本素养，用托克维尔所的话讲就是：“在游戏里服从自己制定的规则，处罚由自己规定的犯规行为”，大学的内部裁判权彰显的就是这种民主素养。从经济理性看，就是“家丑不可外扬”，大学拥有内部裁判权就可以将种种矛盾化解于象牙塔之内，从而保全大学与学生双方的清誉。
这次西安邮电学院劝退成绩不合格的学生，就是对大学内部裁判权的运用，无可厚非。更何况，这次劝退决非“我的地盘我作主”式的随心所欲，校方完全是依照校规而行，而校规早已为全体学生所知晓并认可，即是说，劝退行为是对契约的尊重，拥有一种逻辑上的自洽。事实上，学生被劝退之后，更多的学生并无异议，这说明劝退行为获得了广泛的尊重与认同。
如此看来，我们并不应该指责校方的行为，而更应提醒被劝退的学生反思各自所存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