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温州模式向苏南模式看齐？

　　久受争议的以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的政策，在温州正被作为提升产业结构的必要举措推行。温州为向苏南模式看齐，新出台的优惠政策包括：与世界500强企业合资合作，投资强度达到一定要求的，确保其生产经营用地需要，土地价格按同一地段综合价下浮20%；与世界相关制造业龙头企业合资合作，投资强度达到一定要求的，优先安排其生产用地，土地价格下浮10%；特别重大的合资合作项目，用地实行一事一议，可享受更加优惠政策。（据昨日《小康》杂志）

　　这一优惠政策隐藏的含义是，起码在产业发展上，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相比处于劣势，需要政府之手介入具体的资源分配过程，以达到“抓大放小”、“实现现代产业经济转型”的目的。其间逻辑线索非常清楚，即外资能带来创新、规模与品牌，破除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小而分散的温州式的民间经济。

　　这一推断建立在想象的基础之上，并未得到事实的印证。苏南的民族品牌的形成能力真的在温州模式之上吗？温州区域内的专业分工的块状经济发展模式，其规模经济集聚效应果真在苏州之下吗？将外企品牌与合资企业的人才统计在本地数据之内，有时候是掩盖本土经济发展动力匮乏之举。

　　苏南模式的两大瓶颈约束越来越明显：第一，苏南外来的规模经济并未与内生经济很好地融为一体，苏州民间经济与温州相比处于明显劣势；第二点，由于对外资让度了过多的优惠政策，其发展并未相应带来民众的富裕，而是沿着大政府小社会的模式越走越远。官方数据显示，虽然温州GDP只是苏州的1/3，但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却是后者的1.2倍，农村居民的这项数字则相当于后者的80%.

　　在数字出官现象没有得到根本扭转的今天，苏州模式体现了政绩考核对这一模式所带来的集约效应、国际形象、贫富差距不大的赞赏。很难说，这样的奖赏对于为转型所焦虑的温州官员没有强烈的心理暗示作用。既然向苏南模式看齐，温州就很难避免上述弊端，大政府与小社会、温州企业的更大规模地外迁将是可以预见的事。

　　当然，剖析苏南模式的弊端，并不等于说，温州模式没有遭遇转型难题，数月前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的报告，以及研究者对于温州小而散的家庭作坊模式的发展的担忧并非无的放矢。但那恰恰说明国内的整体市场经济环境还跟不上温州资本的发展步伐。

　　在剖析温州模式时，笔者曾提出，“温州商人的窘境无非是目前国内市场经济发展遇到的某些问题的投射，区域性市场经济进展到目前这一步，已经不满足在小范围内各自为战，他们需要全国性的大市场、大物流、有保障的高效金融体系，以及最重要的法律对于产权的切实保障。”温州资金急需寻找出路，却在楼市、煤矿、小水电等行业遭遇进入壁垒，这跟国内整个市场环境有关。温州的中小企业规模之所以不大，固然有家族企业、学历不高等路径依赖的客观因素，但更多的是规避商业与政策成本所需，决非温州民企原罪。

　　温州交通不便资金不少，周边有洋山、北仑等大港口，发展金融与轻工业、出口业是区位优势的体现，现在偏要反市场之道而行，用行政力量强迫当地资金走大同、唐山这样的重化工业之路。难道中国的市场还必须分割到如此地步，即每个地区都必须自成重化、轻工的完整体系，大建化工城与轻纺市场，以减少对其他区域性市场的依赖？

　　温州民企是暂时技术性退却，还是战略性转移？决不止于温州民企未来如何那么简单。它预示着中国市场经济面临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