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为中国演艺拓展空间？

　　人类学教授

　　王铭铭学海随想

　　如何为中国演艺拓展空间？要解决问题，必须研究问题的来由。如若我们尚未理解和处理好国内状况，便偏信“百老汇经验”，以想象的“西方经验”掩盖中国演艺空间的真问题，那么，我们所起的作用将是负面的。

　　如今的海外舞台上，年年都能见到中国政府组织的大型文艺展演。为了促销中国“本土文化产品”，政府也出台了相应政策，鼓励民营演艺团体走出国门。

　　政府耗费巨资组织海外演出，有双重意图——“让世界了解中国”，是意图的一方面；为中国文化打开海外局面，是意图的另一方面。兼有“广而告之”和“中国文化全球化”意图的大型表演，显示着国家在国际格局中的新文化定位。相对小型的民营海外演艺，与这一“中国文化全球化”的“战略”，关系也颇密切。

　　然而，必须指出，无论是政府出资的大型展演，还是策演公司策划的小型演出，都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从电视上观看那些在海外表演空间亮相的大型戏曲、音乐、舞蹈、杂技节目，我注意到，观众大多数是海外华人及中国驻外机构工作人员，其中虽然也夹杂不少洋面孔，但其肃穆的表情使人怀疑，他们多数恐非是掏腰包买票进场的。这表明，尽管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洋人”越来越多，但自愿来看被精心改装过的“中国文艺”的“洋人”，并非如同我们想象的那么多。

　　缺乏政府巨资的直接支持，“民营”演艺团体出国，也面临困境。据媒体报道，当代表国家的大型歌舞节目唱响其雄壮的“中华之音”之时，好不容易讨到机会出国演出的民营表演团体，却纷纷落入国际策演公司“贱卖”和“零卖”的圈套；好端端的中国文艺，被割裂为小小的“段子”，在“老外”的“大节目”里作为“配角”出台。

　　有评论者将中国文艺与百老汇音乐剧《悲惨世界》、《剧院魅影》等相比较，悲观地指出，相比于西方那些举世瞩目的“优秀文化产品”，来自中国的这些带着宣传目的和被“贱卖”、“零卖”的文艺形式，从其综合实力，到其文化产品之生产、营销、品牌塑造等，都存在“惊人差距”。这一“惊人差距”缘何存在？不少人认为，那是因为中国文化企业仍坚守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缺乏适应“全球化”需要的技能。

　　我甚为理解国人对于海外舞台上“国剧”逊色于“洋剧”的悲叹。然而，对于时下存在的那一试图借用玩具、服饰、鞋帽外销经验来在海外促销中国文化的做法，我实在不能掩饰自己的反感。

　　评论者多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国文化产业的“全球化”，这看似正确，但背后问题多多。试想，被我们力推到国外去演出的节目，在国内命运又如何？就所谓“民族民间文化”而言，据日本汉学家田仲一成等学者分析，历史上，此类表演，一般与仪式活动密切结合，流动于官宦住宅、祭祀场所（如庙堂）及乡村之间，没有自己固定的剧场。对于田仲氏的成果加以补充研究，能使我们得知，上个世纪50年代，新中国组织“戏改”，割断了文艺表演与仪式的纽带，组建新的“传统文艺”表演团体，并为之筑造剧院。“戏改”时，我们坚信，如此一来，中国文艺将出现一个空前繁荣的景象。然而，实际发生的却是，“改革”以前，新组建的官方性质的表演团体“宣传队化”；“改革”以来，这些团体纷纷因财力不足、人才流失等等问题，与本来为他们筑造的剧院脱钩，而不少剧院也因无力维持生计而沦为超级市场和家具展销中心。“保护非物质文化”的口号，的确为个别表演团体注入了“强心剂”，但被排斥在“遗产名录”之外的表演形式和团体，实为多数，而被列入名录者，也很难说是什么“原生态传统文化”（它们多已经过上个世纪50年代的“戏改”）。

　　如何为中国演艺拓展空间？要解决问题，必须研究问题的来由。如若我们尚未理解和处理好国内状况，便偏信“百老汇经验”，以想象的“西方经验”掩盖中国演艺空间的真问题，那么，我们所起的作用将是负面的。对于中国演艺而言，“国际营销”之说，不过是复杂问题的一个小小局部。我们若不考虑文艺扎根于其中的历史与社会，若不关注中国文艺的中国表演空间问题自身，若一股脑儿地只顾从过去的“宣传化”转向“市场化”，若将文艺等同于玩具、服饰、鞋帽这类“产品”，那么，我们的文化研究者就只好继续“郁闷”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