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道德绑架”：个人不能承受之重

　　新闻分析

　　本报记者 陈晶晶

　　这回轮到了人气正旺的美女明星范冰冰。

　　也许是明星们的财富太惹火，每每有穷困的老百姓通过媒体向明星们求助，而明星恰好又无甚反应时，总免不了一阵舆论的狂轰猛炸。最近有报道说，国庆期间几位演艺界人士号召参加“明星一起来”扶贫活动，范冰冰拒绝加入，不少地方报纸相继转载，攻击明星为富不仁甚至范冰冰个人的相关评论也在网络上风起云涌。

　　类似的新闻近年来屡见不鲜。有评论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媒体对明星富豪的“道德绑架”。把个人求助事件公开了，相当于给被求助的明星富豪出了道必答题：救还是不救？全国的媒体受众都等着看答案，仿佛只有救了被求助者才是有德之士，不救就是为富不仁。这就好比媒体“绑架”了明星富豪的道德，要他或她花钱“赎”回去。

　　尽管这样的“道德绑架”总被笼罩在“慈善义举”的光环之下，似乎是媒体在为求助的弱势人群代言，呼吁社会提供道义帮助。但不可忽视的是，这种做法却是以损害被求助者的个人权益为代价的。

　　首先，媒体介入让个人求助变成了公共事件，使被求助者承受道义高压。

　　的确，有困难了写信向明星富豪求助，这是个人的权利；选择给哪个明星富豪写信、寻求什么方式的帮助，也都是个人的权利。但这种行为一旦经过大众传媒公开，情况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个私人情境迅速被扩大成公共舆论情境，求助者的个人行为演变成了对被求助者的公开道德“拷问”。

　　搜狐网正在进行的“范冰冰拒绝扶贫该不该遭到炮轰？”调查显示，有24954名网友投票赞成正方“应该炮轰”，同意反方“不应该炮轰”的才3804人。也许最先公开求助行为的媒体还会比较谨慎和有分寸，但越来越多媒体的转载、尤其是网络媒体的刊登，显然会不可避免地把被求助者推到“众目睽睽”的公共舆论聚光灯下，供更多不相干的“观众”注视和评说。而这些“观众”通常又会出于同情弱者以及反感为富不仁的普遍心理，一边倒地赞成“救助”，甚至对“不救助”提出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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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道德绑架”事件一览

　　1、今年9月，为了筹集孩子“神经干细胞移植”所需的4万元手术费，一位母亲向王菲、李亚鹏夫妇发出求助信，这封信刊登在了报纸上。

　　2、今年3月，北京地铁车厢里，一个身披袈裟的男子扮成“唐僧”，号召乘客转告李宇春、徐静蕾等名人向一个患白血病的孩子献爱心，得到媒体广泛报道。

　　3、今年春节前夕，沈阳某报不仅刊登了农民刘福成给富豪们的求助信，还公开了被求助的6位富豪的名字，不断采访富豪们的反应，没有捐款的富豪被点名。

　　观点交锋

　　 公众指责：富豪挥霍无度捐赠冷漠

　　上海国际顶级私人物品展近日开展，已迎来4000多位富豪。这些富豪们出手相当阔绰。顶级奢侈品展上富人的慷慨正好与他们平时对待慈善事业的吝啬形成鲜明反差。公众纷纷指责，富豪宁可挥霍不愿捐赠，不愿为社会多承担责任。

　　 富豪喊冤：慈善信任机制尚不健全

　　富豪们除自身觉悟原因外，仍然害怕慈善公益捐款管理不善不透明，甚至被挪用、贪污。现实中这种事情也时有发生。目前，我国的慈善信任机制尚不健全，富豪不是缺乏爱心而是对捐赠监管制度缺乏信任，他们不相信一些慈善机构能够管理好自己的捐款。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陈力丹认为“道德绑架”是典型的媒体逼视，即媒体对私人领域过度公开的报道行为，并给被报道的个体带来他们本不应该承受的压力，是新闻媒体社会角色的错位。他认为，在媒体的“道德绑架”下，被求助者的明星富豪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公众形象和社会影响。

　　其次，媒体介入可能对被求助者的人格权造成侵害。

　　大众新闻业兴起早期报纸曾一度盛行偷窥之风，甚至1886年美国总统克里夫兰的新婚之夜，也有大批记者夜宿总统房门外，探听这对新婚夫妇的隐私。4年后，美国律师沃伦因自己的私人派对被报纸不真实描绘，和律师布兰代斯发表了《隐私权》一文，成为当代隐私法最初的渊源，他们提出每个人都应该有生活安宁的权利，而不被媒体打扰。而媒体的“道德绑架”，恰恰使被求助者的决定很大程度上受到公共形象考虑的影响，打扰了他们本可以安宁生活自由选择的权利。

　　当然，公众人物应当行使一定的容忍义务，但容忍就要彻底放弃自己的隐私权吗？！

　　其三，媒体“道德绑架”干涉了被求助者自由处置财产的权利。

　　从财产权的角度来说，明星富豪们显然具有自由处置自己财产的权利，即使他们热心公益，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选择，或者扶贫、或者捐助失学儿童、或者捐助环保事业等，如果他们有所顾忌，迫于某种压力而不得不去捐助某些本未考虑的事务，这显然是对自由处分财产权利的侵害。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博士袁雪石认为，捐助作为一种个人处分财产的权利，本身就是有选择性的。媒体“道德绑架”的做法却几乎要使被求助者无从选择，如果不出手散财，就会带来个人公共形象的损失。

　　如果媒体越过界限成了私人领域的“逼视者”、“窥探者”或是“审判者”，必然会造成媒体自身角色的错位。无论是处于善良的愿望也好，还是单纯为了追求更高的发行量、收视率或点击率也好，媒体对“道德绑架”都应慎重对待，以不损害被求助者的个人权利为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