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最热门的公共话题无疑是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此次全会之所以能引起全社会最广泛的民意关注，正在于其主旨议题的民本化深刻契入。围绕和谐社会的理想化构建，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力求促进和保障社会公平秩序和环境的达成，而其现阶段的着力点，当然体现于收入分配制度、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有效扶助、以及对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等民生热点(也是难点)领域的强力匡正。对于大多数普通民众而言，这一公共话题的“披沙成金”过程，可能与此前的若干次国家宏观政策的实施推行，并无显见的“渠道”和方式
差别，人们或多或少期冀于能促进社会公平和谐的针对性、倾斜性、“突破型”指导理念的闪电出击，即便它有着强力济世的应急味道，即便它可能是一味猛药，也难以摇动人们心中强烈的阶段性目标诉求。在社会层级分化越来越明显的当下，这一民生与民意需求氛围当然可以理解，只是尤须自醒的是，作为社会一分子，我们每个人是否认真思索过“和谐”的基础要义与最终真缔的价值所在？它是否仅仅意味着对政府强力调控或平衡性政策的呼唤和期待？而在这一阶段性、政策性的干预介入方式之外，我们是否还需要更细密、更廓远、更具社会濡染力的和谐推进剂？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造成诸多社会不公、不平等、不和谐的直接诱因，绝不仅是某些指导性政策与纠校措施的失声和缺位，它也不单是滥权、投机性寻设租、垄断性分配不公结出的劣果，究其根本，它的幕后隐形推手有二。其一是群体性的权利话语失重和失衡，一个农民、一名产业工人或一个小商业摊主，他的权利和权益表达声音是极其微弱的，甚至很多时候他可能根本没有适宜便当的发音传送渠道或机会；更让人遗憾的是，千千万万个境况类似的他，皆是以同样的方式在进行着疏阔而脆弱的权利与权益“空转”、半空转，他们缺乏群体性有力表达的“公转”轨道，也就形成不了能够改变和制衡社会阶层化力量失重、失序的畸型格局。与之相比，另一些强势利益团体则充分发掘着一切的价值溢出机会，并且以封闭和利益共谋的方式进行着权力“自转”。从这个角度看，和谐社会建构的基础要义之一，决不可缺少对权力秩序、权利和权益环境的厘清归位；与此同时，让不同的社会群体都能有平等的机会、同样有序、有效传送的权益诉求轨道，亦是造就均势、和谐社会格局的必由之径。
其次，是对不彻底、不规范的法治运行环境的革弊与制度性深化推进。毋须赘言，与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化改革同步，作为法治要素之一的相关法律体系的建构和完善基本处于一种积极跃进状态中，但因为各种因素制约，它的缺憾仍是颇明显的。像某些关键性法律法规的迟迟未能出台，像一些现行的重要法规存在内容滞后、与社会经济生活现状不匹配、甚至是间接起着凝滞和阻碍作用等。更关键的是，我国的法治秩序运转在相当多的领域和空间中，呈现着让人忧虑的虚置、软骨化和“碎片化”现象，司法秩序被权力因素、行政性因素和地方利益裹挟与“绑架”、同质化等较为严重，它的普遍表征便是有法不依、明法暗违、执法不严、法律价值被稀释和权力“兑水”等。在一个民主开放的权责归位的时代，没有彰显公平、实践和捍卫正义、文明秩序的独立法治环境是不可想象的。它实则也是社会常态和谐、持久和谐的根本保障。
除此之外，我们还不能忽视季羡林先生所言及的心灵与精神世界的和谐。“天人合一”、“和合而同”本是我们民族的传统认知之道。在这个张扬个性、主张权利的时代，我们同样有必要建立适宜得体的人生“和合观”。比如对民族优良道德和文化传统的承继，对温美善精神境界的体知与践行，对所有客体权利的尊重与善意等。它能够帮助我们祛除那些无形迹有实损的浮躁症、焦虑征、虚荣、虚幻与虚伪的价值盲从。在笔者看来，只有这样立体建构的和谐秩序和环境，才可能最终抵达人文和人本化的理想生存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