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谁是中国的尤努斯

　　作者：咏涛

　　诺贝尔奖委员会在北京时间10月13日晚上宣布，将2006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穆罕默德·尤努斯及其创办的孟加拉乡村银行，他们获奖的原因是“为表彰他们从社会底层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努力”。“贫困农户”、“小额贷款”、“乡村银行”，这些关键词，很容易让我们反求诸己：中国有没有自己的乡村银行？谁又是中国的尤努斯？

　　要说中国没有自己的乡村银行，恐不符事实———除中国农业银行（曾入选《财富》世界企业500强）之外，中国还有遍布农村的农村信用社。但在实际的操作中，“贫困农户”往往成为银行排斥的对象。

　　如果非要举一个“中国的尤努斯”的话，就我有限的了解范围，我举茅于轼教授。

　　茅于轼与尤努斯一样，也是一个经济学家，在中国享有盛名。1993年，茅于轼从其爱人参与的一次希望工程活动中知道了一个处于吕梁山腹地、山西省临县湍水头镇的一个小山村———龙水头村，龙水头村交通不便，严重缺水，人均年收入只有几百元，村里文盲很多，只有一个复式教学班，有些女孩子甚至小学都上不完。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农民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有劳动、生产的能力，却没有生产的资金———设立一个民间互助基金会的想法就这样产生了。有必要指出的是，基金会资金都不是无偿的，而且其利息高于同期国有银行存款利息。在茅于轼看来，“穷人是有信用的”，基金会贷出的资金除偶尔会出现不能按时还款的情况外，没有赖账现象；建立这样的基金会，应该让出资的人得到利益，这样，城里人的钱才会乐于借给农村人使用；茅于轼更认为，“更重要的是培养农民按民主法制的市场规则办事”，因为“真正脱贫，要靠村民的自觉自强，不再按老规矩办事”。

　　这可以看作茅于轼先生经济学试验的成功范例，但其中最大的遗憾则是没有推而广之———茅于轼先生有着尤努斯先生一样的精神，然而依然不可称为“中国的尤努斯”。原因在哪呢？也许在于中国的扶贫体系太过于“发达”了，它们并不发挥多少作用，但又无处不在，它们没有给民间互助基金多少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中国有2000万贫困人口，中国需要尤努斯，需要尤努斯“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和无比的坚韧挑战传统的金融体系与无效率的官僚体制”。

　　来源：南京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