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小姐预防性病：灵活应对现实困境

　　哈尔滨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所的人也许没有想到，他们因为在女性性工作者中间公开组织的一场预防性病艾滋病的教育活动而深陷舆论的漩涡。“哈尔滨组织女性性工作者接受预防性病教育”（《哈尔滨日报》10月15日）

　　引起巨大争议的原因在于，市民担心，疾控中心作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让“女性性工作者”公开亮相，并热情地向他们宣传预防性病艾滋病的措施，等于在一定程度上承认

　　但哈尔滨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所的职责所在，又要求他们必须向正朝一般人群扩散的艾滋病性病宣战，且必须目标对准性病艾滋病扩散的高危人群——“女性性工作者”。从疾病预控的角度出发，他们正在做一件利国利民千秋万代的好事。既然卖淫嫖娼的现象打而不绝，扫而不尽甚至在部分地区还有愈演愈烈之势，那么正视这个现实并采取实际疾病预防控制措施又有什么错呢？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公安部门怎么对待这些公开接受教育且被疾控中心工作人员亲切称呼为姐妹的“女性性工作者”？公安介入固然有取证难题的困扰，但坐视不管岂不是被看作有失职之嫌？设想公安一旦介入，疾控中心如何再次组织起经过苦口婆心的劝说才到现场来的“小姐”们？公安一锅端掉卖淫嫌疑犯的同时，岂不是把疾控中心辛辛苦苦的劳动成果和工作途径也一锅端掉了吗？

　　这的确是一个十分困扰市民甚至是社会相关职能部门的问题。之所以困扰我们，是因为社会的各种诉求在目前这一阶段呈现出胶着和矛盾的状态。但我们必须清楚的是，法律的权威尊严不容怀疑，那些主张卖淫合法化的建议不值一提。卖淫嫖娼的和疾病预控的严峻现实要求社会各职能部门必须加强协作与沟通。但我们不可能要求疾控中心既做疾病预防控制的同时身兼公安侦察职能，也不可能要求公安在打击犯罪的同时还要义务承担预防控制疾病的工作。强加给疾控中心法律职能是不合理的，况且，哈尔滨疾控中心在该事件中的本职诉求不能简单地和助长卖淫嫖娼划上等号——各地戒毒所尽心尽力帮助患者戒除毒瘾，难道也能简单的认为是助长大家吸毒的做法吗？

　　那么，如果处理打击卖淫和疾病预控这一看似矛盾的问题？可行性的办法是，在唯一的法律旨向之下，在确保充分沟通协作的基础上，两害相权取其轻。也就是要首先解决关系到大家切身利益的事情。就本事件而言，性病艾滋病正在向一般人群扩散的严峻现实下，当然要鼓励采取有效的措施截断传播源头。实际上，哈尔滨疾预防控制中心无意、也不可能有让“女性性工作者”有身份合法的权力，公安部门的暂时不介入也不能简单就理解为对打击犯罪手软甚至是失职。特殊条件下的手段和途径都要作出相应的调整，法律的终极意义是保证人类的和谐共存，法律措施可以在这一宏旨下展现出灵活的态度。

　　就卖淫这一现象而言，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缩小，社会保障制度的进一步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进一步加强，社会各种职能齐抓共管缺一不可。有些网友的评论一针见血：卖淫女为什么要不顾廉耻冒着犯法的风险卖淫，因为在她们的家乡辛辛苦苦干一年仍然无法解决温饱问题，卖淫为大家所不齿，可是挣来的钱足够让哥哥弟弟上学，家人有个温饱的生活。这是法律与现实的困境，廉耻与生存的对立，任何片面的一厢情愿的看法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值得一提的是，卖淫现象在一些地方扫而不绝，不是法律过严而是过宽甚至是执法者腐败的问题：对“小姐”的罚款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抓了又放，放了又抓，扫了不绝，越扫越旺的现象值得引起社会的高度警惕。

　　“跳楼价”不会因此而终

　　“五部门规定商铺滥用全场打折手段最高可罚款3万”（《北京娱乐信报》10月13日）让我们这些小市民在一次性消费时避免了完全任商家宰割的可能。“挥泪大甩卖”“跳楼价”“全场打折”让囊中羞涩的消费者屡屡掉进商家的陷阱，在这种盛行不衰的潜规则的情况下，大多数被宰的消费者都只能自认倒霉。关键就在于几乎所有的商家都注明了这些所谓的优惠的“解释权”都在商家本身，而商家独占解释权的情况由于迟迟缺少法律明文规定的支持而使得消费者处于绝对的劣势地位。

　　这一管理办法的出台相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商家商业欺诈的行为，但绝非消费者维权的灵丹妙药，在多如牛毛的小商铺，笔者并不看好这一管理规定的约束力：监督检查的职能部门如何应付这么多商铺？商铺打折的虚假信息随时可以更改，监督检查部门如何取证？由于对商品信息占有的不对称，消费者无法对大多数商家的欺诈行为作出明确判断，这样的状况下消费者的权利又如何维护？

　　值得高兴的是，打折商品在这一《办法》实施后有望结束“不退不换”的规定。以往，大家高高兴兴地买回家的打折商品却发现是次品，怒气冲冲地找商家理论的场面可以宣告结束了。你可以投诉相关的职能部门，要求相关部门为此做出相应的解决办法。

　　不过提醒你，在五个部门都可以投诉处理的情况下，要想从狡猾的商家那里维权，要有足够的耐心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