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和谐社会不需要公司型的地方政府

　　10月8日—11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探讨如何促进社会公平，建设服务型政府。和谐社会的诸多问题受到中央如此高规格的重视，令人欢欣鼓舞。

　　构建和谐社会，关键在党，主要还是靠各级政府来落实和推动。尤其是地方政府要与时俱进地改变政绩观，从片面谋求经济增长、谋求政府财力的增加以及城市面貌的表面光

　　当前，如果不改变一些地方政府的领导人所持有的这种片面的政绩观，地方政府就成了“公司型”政府，一些社会矛盾因此很可能就会愈演愈烈。

　　“公司型”地方政府经营的主要资产，就是土地。围绕着土地，一系列问题产生了。为了吸引能下蛋的母鸡，地方政府往往不惜代价，廉价提供工业用地，同时附送各种政策优惠乃至信贷支持，大力招商引资。尽管暗中肥了投资商，但地方政府毕竟收获了GDP、工业产值等体现政绩的数字，当然还有实实在在落入财政口袋的税收。至于这种利益交换的过程中，有关的公务员有没有“灰色收入”，姑且不表。全国各地大量的违法占地，主要跟地方政府急于招商引资、促进GDP与税收的增长有关。这是一种由政府干预资源配置、扭曲资源价格的做法，不利于构建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不利于企业的优胜劣汰，严重的情况下还会导致低效率的权贵资本把持市场机会，降低经济增长的质量。

　　对于出让商品住房建设用地，“公司型”地方政府可就不象对待招商引资那样的大方了，因为商品住房建起来，是卖给老百姓，以后是不可能逐年创造GDP与税收的；地方政府只能收取土地出让收益及房地产开发税费，这等于是在做一锤子买卖，为了让地方政府的土地收益最大化，某些城市的政府不惜鼓励开发商与炒房者来哄抬房价，以“逼空”、鼓励投资与投机等种种方式，放大当期住房需求，甚至制定所谓“非饱和供应”的土地政策，人为制造住房供不应求的局面，以此推动房价与地价交替上涨，使得土地拍卖不断刷新“天价”记录。住房价格的上涨，实际上也是一种利益再分配机制，可惜它让拥有住房者、特别是拥有多套住房的富人更富；让“无产者”为获得住房而成为房奴；客观上，它将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以及阶层流动的困难。城市新移民、年轻白领阶层在解决住房问题上的压力与挫败感，可能成为导致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因素。

　　“公司型”地方政府一方面努力增加“收入”，另一方面努力降低“成本”；具体到土地这种重要的“经营性资产”，就是要降低征地、拆迁安置的支出，为此不惜激化社会矛盾。全国因征地、拆迁安置不合理、不公平而引发的不和谐，乃至群体性事件，成为我国现阶段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

　　至于说增加基础教育、基础医疗、社会救济等领域的投入，在“公司型”地方政府的眼里，这些都是不必要的“营业外支出”，能节省就节省。只有对道路、市政设施等的投入是个例外，因为这是改善市容市貌以及招商引资所需要的，而且它们本身就是看得见的政绩，就是“收入”。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会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了部署。全会指出：要完善社会管理、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服务型政府，推进社区建设，健全社会组织，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需要公司型的地方政府。因此，地方政府必须转而构建真正的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也关心地方经济，但它更加着眼于提高老百姓的收入与物质生活水平，更加注重构建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并致力于为企业提供高效、廉洁的政府环境，促使包括土地在内的资源实现优化配置，推动经济高质量地持续稳步增长；服务型政府也关心财政收入，但它更加着眼于增强政府为市民谋福利的能力，懂得取之有道，懂得可持续性发展，不“与民争利”，特别是不会以牺牲社会公平为代价来谋求经营土地的收益；服务型政府也关心环境保护与环境整治，但它绝不会为了“装点门面”而去“烧钱”建设一些奢华的公共建筑、过于宽广的道路或者无比宽大的广场。

　　最重要的是，服务型政府充分利用其公共财政，致力于提供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一系列公共服务，诸如基础医疗、基础教育、公共安全、社会救济、中低收入者住房保障等。服务型政府把提供上述公共服务的质量，作为评判其“政绩”的依据；它通过这些公共服务，使全体公民可以公平地享有最基本的社会福利，并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人权，进一步促使穷人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和奋斗实现阶层流动，从而极大地保障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全面发展。

　　在全国上下热议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中央倡导地方政府要担负起应有的责任，反思过去的GDP政绩观，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尽快转变政府职能，构建服务型政府，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