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实名制”的实施本身需要很大的监督成本，所以许多发达国家的公共管理越来越摒弃这种管理手段，而把精力放在建立一个完善的个人信息体系上。
□曹林
为了加强对娱乐行业的规范管理和打击违法犯罪，南京警方近日决定实行娱乐场所
工作人员实名制，今后南京市大小酒吧、茶座、美容美发等场所的工作人员，都将持实名登记的“工作卡”上岗工作，卡上贴有人员照片，还标明了卡号、发证日期及服务处所。违反了此项管理制度的娱乐服务场所，警方将进行处罚。（10月17日《新京报》）近段时间各地的公共管理似乎呈现出一种实名制依赖和崇拜症，动辄为了一个治理目标而为公众设置“实名登记”的义务。为治理短信诈骗而要求手机实名制，为遏制炒房实行实名制购房，为治青少年网瘾采取网络游戏实名制，某地政协委员甚至建议以实名制治公款吃喝——笔者认为，实名制的透明监督效果实际只是一种幻觉，一个理性的公共部门应力避“实名制幻觉”的引诱。
许多公共管理之所以把眼睛瞄向了实名制，源于实名制满足了监管者一种透明监督想像：如果每个人都用实名购票，哪里还会有黄牛党的炒票空间；如果每部手机都是实名登记，短信诈骗者就很容易暴露身份。坏人会受到很大约束，同时又方便了监督者的眼睛，多好的制度啊！
可这种透明监督效果实际只是一种幻觉，因为“每个人会不会按照制度预期那样都用自己的实名”这本身就是一个需要监督实施的前提。试想一下，为了保证每个人都用自己的实名上网、买火车票，这需要多大的监督成本！在整体诚信失范、配套制度缺失的环境下，监管者预期中的那个实名制根本难以实现。况且在造假技术日益炉火纯青的现实中，一个坏人能很容易钻过实名的漏洞。正因“实名制”的实施本身需要很大的监督成本，所以许多发达国家的公共管理越来越摒弃这种管理手段，而把精力放在建立一个完善的个人信息体系上：无论你用不用实名登记，只要你做了坏事，管理部门都能通过一个相互勾连的信息系统查询到你的信息，实名制实际代表着一种落后的公共管理思维。从另一个角度看，一个现代社会中的公共部门也应尽力避免对公民提出“实名”的要求，过多的“实名”容易给人带来被窥视的不安感觉，公民应该拥有匿名做大多数事而不被人“窥视”的自由——防短信欺诈得手机实名，防黄牛炒票得购票实名，为治理公交车小偷，是不是哪一天乘公交车也得实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