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访长征路]第七站:草地,冲破漫漫长路的最黑暗时刻

　　广袤无边的松潘草地。

　　松潘草地的迷人秋色。

　　松潘古城

　　川主寺镇一座红军长征纪念碑。

　　松潘草地上的牦牛。

　　■本报记者刘学斤发自四川松潘、红原、若尔盖

　　■核心提示

　　1935年8月，北进的红军集结于草地南缘毛儿盖一带。“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毛泽东词句中的意境，对于此时的红军将士们来说，已经转换了，大雪山的大关过了，即将过的大关，是眼前这茫茫大草地。

　　“草地里没有地图，没有向导，迷雾满天，有时围着草地推磨子，转圈子，前卫成了后卫，后卫又成了前卫了。”

　　“粮食和野菜吃光了，饿得没办法……大家就把牛皮带、枪皮带、旧牛皮鞋用水泡后煮了吃。我的皮包装过盐，煮好后吃起来还挺有味道，有的同志开玩笑说，真像墨鱼炖鸡的味道。”

　　“草地的水因为长年泡着腐草，又黑又臭又有毒，根本不能吃用。口干得要命，有的喝了几口，肚子马上发胀，甚至胀死。脚上被草根刺破，毒水一泡，就红肿溃烂。”

　　■和草地连在一起的地方

　　通往四川省松潘古城的213国道一路沿岷江河岸，忽上忽下忽高忽低曲折向北，今天是中国最热门的一条旅游路线，从成都到著名的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和黄龙，走陆路，大多选择这条路，一路上不时可见装满游人的旅游大巴，高傲而过。

　　这条经过汶川、茂县县城的路线，当年也是红军跋涉过的路线，当然，当年绝没有今天这样大的车流量，但是，路更艰苦难行，红军走过的栈道至今在一些地方依稀可见。即便在今天的条件下，天未亮启程，到达群山环绕、岷江相拥的松潘古城，却是已近黄昏，想不到300多公里的路程，用去了记者整整一天时间。

　　松潘城有2300多年的历史，地处川、甘、青三省交界，是这一带最大的贸易集散地，也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据说唐朝时松赞干布在此大败唐军后，迎娶了文成公主。古色古香的城墙，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塑像，似乎仍在向人诉说着那段远去的历史。

　　1935年，两河口会议之后，中革军委于6月29日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目的是夺取甘南，赤化川陕甘。但这一计划未得实施就被迫放弃了。进入松潘古城的是胡宗南，而非长征中的红军。

　　松潘古城北17公里的川主寺镇今天的繁荣，得益于九寨沟和黄龙，它的地理位置刚好处在两个旅游热点之间，又距九黄机场不远，许多游人因此愿意在这里中转。

　　开着一爿店的藏民扎西告诉记者，当年有一路红军走过草地，经川主寺镇，就是顺着去黄龙的那道沟北上的。

　　川主寺镇同样处于草地的边缘地带，红军是不是到过这里，记者未找到相关史料，一时也无法证明，但在川主寺镇海拔3100多米的元宝山上，真实而形象地矗立着一座红军长征纪念碑，高24米的碑身，呈三角立柱体，碑顶一尊红军战士像，双手高举，一手握枪，一手持花。它是为纪念长征胜利而建，邓小平题名，被称为红军长征纪念总碑。

　　红军长征纪念总碑是川主寺镇的一道风景。当地人说，当初之所以选择把这样一座碑建在松潘最有灵性和人气的地方，正是因为“松潘在红军长征的历史上拥有着特殊的地位”。事实也确实如此，长征途中五次重要的政治局会议，其中的沙窝会议和毛儿盖会议，就是在松潘县召开的。而今天人们每每说到长征，就不能不提到最为悲壮的雪山草地；提到草地，就不能不提到松潘草地。

　　■在草地边缘或腹地

　　当年的松潘草地今天分属于阿坝州的松潘、红原和若尔盖三县，面积约15200平方公里，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地势由东南西三面向北倾斜，山脉起伏小，在一些地方与草地浑然一体，一望无际。从松潘到若尔盖、从若尔盖到红原和从松潘到红原的路，就从草原边缘或腹地穿过。

　　1935年8月，北进的红军集结于草地南缘毛儿盖一带。“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毛泽东词句中的意境，对于此时的红军将士们来说，已经转换了，大雪山的大关过了，即将过的大关，是眼前这茫茫大草地。

　　记者难以真切体验到当年过草地时红军的千辛万苦，却也亲眼目睹了草地上气候的恶劣无常。9月，从时令上说，比红军过草地的时间要晚些，草地清晨气温之低让初到此地的人们感到一时难以抵御。6点，天还未亮，在记者搭乘的班车上，窗玻璃好像被一层雾气覆盖，模糊不清，用手去擦，才发现蒙在上面的是厚厚一层冰霜。

　　当地人介绍，尽管近年来气候变暖，但大草地的年平均气温仍不到2摄氏度。事实是，71年前，大草地带给红军的是比大雪山更为严酷的生死考验。

　　流向自南向北，最后汇入黄河的白河和黑河是大草地的两条主要河流。在大草地上，它们被切割出许多或大或小、暗藏杀机的沼泽和泥潭。河流在这里似乎没有了脾气，被缠磨成了驯服的绵羊，总慢悠悠地打着旋，诡异莫测，不细看，在升腾的雾气中几乎看不出它们是在流动。

　　平静的表面掩盖不住现实的危险，危险其实正是这样聚生而成。在老红军萧锋记载的过草地经历中，“最讨厌的是草地的烂泥潭，远看像一堆水草，人和骡马走过去，一不小心，掉进去就越陷越深，救都救不出来。”

　　1935年困扰红军北上的不光是大草地的险恶，不光是人事上的分歧，不光是寒冷，此时粮食也成了问题。一个探路的先遣团进入草地不久就发出“粮秣已绝，茹草饮雪，无法充饥，饿死冻死者触目皆是”的电报求救，“为此，中央对过草地进行了尽可能充分的准备，强调每人要带足15天的粮食”。

　　这是一个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当地从事党史研究多年的人士介绍，毛儿盖一带，多藏民聚居，半耕半牧，原本就人口少，粮食不足。

　　在少衣缺粮的情况下，红军将士踏上了过草地的漫漫征程，这是“人生中的最黑暗时刻”。天公也不作美，老红军萧锋记载的过草地，六天六夜，不是阴雨，就是下雪———

　　“部队沿着荒无人烟的地区前进，右侧是大森林，左侧是一望无边的草原，间隔不远还有一片水汪汪的洼地，景好看，可路不好走。”

　　“草地里没有地图，没有向导，迷雾满天，有时围着草地推磨子，转圈子，前卫成了后卫，后卫又成了前卫了。”

　　“粮食和野菜吃光了，饿得没办法……大家就把牛皮带、枪皮带、旧牛皮鞋用水泡后煮了吃。我的皮包装过盐，煮好后吃起来还挺有味道，有的同志开玩笑说，真像墨鱼炖鸡的味道。”

　　“草地的水因为长年泡着腐草，又黑又臭又有毒，根本不能吃用。口干得要命，有的喝了几口，肚子马上发胀，甚至胀死。脚上被草根刺破，毒水一泡，就红肿溃烂。”

　　“(1935年8月28日)中午，在雾中看到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首长也走过了草地，心里可高兴了！”

　　■一生中的最黑暗时刻

　　1960年，美国著名记者斯诺来到北京，采访中问毛泽东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回答：是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胜败未卜的内战。

　　写过毛泽东传记的特里尔说：长征使毛泽东成为一个把思想和行动结合在一起的人，把他置于中国最有希望的政治领袖的边缘，而且给他提供了一支钢铁般的队伍。

　　1935年8月，毛泽东和他率领的这支钢铁般的队伍走过松潘草地，与张国焘的斗争也到了最紧要关头。

　　不错，这确实是毛泽东一生中的最黑暗时刻。

　　此前的7月18日，张国焘被中革军委任命为红军总政委，他的政治野心并未收敛，以种种理由延误红军的北上计划。中央从大局出发，采取了一定的策略：7月21日到8月20日，先后在芦花、沙窝和毛儿盖召开了三次会议，总结了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到川陕根据地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将一、四方面军主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指出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的会合，造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开展极大胜利的前途，证明中国革命形势的依然存在，证明苏维埃革命并未低落，而是继续发展着；强调红军北上开辟甘陕地区，不论在目前与将来之发展上，都是有利的，而且依据现有的力量，是完全能够实现的，而让红军“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

　　但所有这一切努力都未能让张国焘从根子上改变错误主张，非但如此，他正最后向中央摊牌，分裂红军。这种紧急情形之下，再一次关系红军命运的巴西会议召开了。

　　巴西是若尔盖县东30多公里的一个乡，这里山高林密，相对辽阔的草原而言，具有很好的隐蔽性。会议召开地班佑寺建在离乡所在地不太远的山坡上。

　　“这是座初建于清顺治年间的喇嘛寺。”阿旺夺杰让波一脸孩子般灿烂的笑容，他21岁，出家已经8年，两年前来到班佑寺。他指着巴西会议遗址碑石后面的简介，对前来寻访的记者说，“上面写的是康熙年间，写错了。”

　　“班佑寺的建造者是更朵旦真一世。”阿旺夺杰让波汉语不太流利，听来有些费劲，他便用笔把要表达的意思认真地写出来。当年召开巴西会议的大殿只剩了遗址，遗址旁建了纪念馆，不大，只一个通间，墙壁上挂着当年参加会议人员的照片。阿旺夺杰让波打开门，引记者进入。

　　人们今天常常用下面这样的文字记述巴西会议召开的前前后后：1935年9月，走出草地的右路军到达班佑、巴西一带后，没有等到左路军前来会合，致电张国焘，指出，只有向北是出路，“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督促“左路军应速即北上”。9日上午，张国焘密电原四方面军领导人陈昌浩率右路军立即南下，并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叶剑英得知情况后立即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张闻天、博古随即赶到了三军团驻地巴西，连夜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

　　会议分析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抗拒中央命令的种种表现，分析了张国焘仗优势兵力，妄图凌驾和危害党中央的危险处境。认为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严重后果。为了坚持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同时为了给整个红军北上开辟道路，会议决定采取果断措施，立即率红一、三军、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队，继续北上，向甘南前进，还决定此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

　　这就是巴西会议，会议参加者有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李维汉、凯丰等人。9月10日凌晨，中央率直属纵队离开巴西地区继续北进，同时发布毛泽东起草的《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

　　后人评价巴西会议，“又一次将红军从危机中解救了出来。巴西会议是决定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一次关键会议，在中共党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这次会议，也让毛泽东冲破“一生中的最黑暗时刻”，“快马加鞭”走向北上坦途。在巴西会议遗址上回望71年前的那个紧张时刻，访问者看到的是他人生中又一次惊险，但更多惊叹的是长征路上他那份超人的沉着和从容，这样的沉着和从容，正是革命事业成功之源。

　　◎长征记忆

　　他们笔下的大草地

　　《红星照耀中国》作者斯诺：最惊险最紧张的旅程摆在他们面前，他们在这段征程所遭受的艰难困苦，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他们有钱，却买不到食物，他们有枪，却看不见摸不着敌人。整个草地成了荒无人烟之地。

　　在大草地，一连走十多天看不到人烟，沼泽地上，雨几乎总是下个不停，只能沿着当地向导知道的窄得仅能容足的曲径，才可能穿过它的中心地带，很多人失足陷入这片水和草的海洋，转眼就没入了沼泽深处，他们的同志眼睁睁看着却无法救助。没有柴火，他们不得不吃生青稞和生野草，没有树木遮挡，也没有帐篷可以住宿，夜里他们蜷缩在扎在一起的灌木枝下面，但也挡不了雨水的侵袭。

　　许多亲历者都描述了草地的恶劣凶险。

　　张国焘：西草地的边缘，漫山遍野都是青草，五颜六色的花朵点缀其间，所经道路都是由畜群践踏而成的小道，往往是几十条小道平行着，河流没有经过人工修理，顺着地势弯弯曲曲到处泛滥。每遇雨天，较低洼的地方便成泥沼，我军通过那些泥沼地带，人马稍一不慎，便可能直陷下去。

　　李德称过草地是“行军路上最困难的阶段”，他写道：在虚浮的草皮下面是粘滞的黑色泥潭，它无情地吞噬着踏破薄薄的干硬表皮或偏离狭窄小道的每一个人，我亲眼见到一头毛驴就是这样悲惨死去的。我们把当地的牛马赶到前面，它们本能地寻找着最安全的道路。灰色的云层挂在天际，几乎一直贴到地面，往往白天冷雨淅沥，夜间雨雪交加，四处没有房屋，没有树，几乎连一丛灌木也没有。我们蜷缩着坐在高出沼泽的小丘上睡觉，只用薄毯子和大草帽这些军队发的装备，或者用油纸伞以及在极少的情况下用缴获的无袖雨衣来遮盖自己的身子，有的人早上就再也起不来了，他们在寒冷和疲惫中牺牲了，在八月中竟发生了这样的事！

　　杨定华《雪山草地行军记》中记述：遍野是茸密的青草，水流则不仅满坑满谷，而且满山遍野。有些地方三四十里水深及膝，犹如泽国。水呈淤黑色。大部分地方之水，含有毒素极多，不仅吃之可以致命，有时脚上被草根刺破了，被毒水一泡，就要红肿起来，被刺之伤口即溃烂。而地质亦殊异，面硬而下软，地面下之泥浆其深度难探到底，且质甚黏，如胶似漆，人或牲口如陷其中，难以自拔。

　　童小鹏写道：进入草地后方才晓得，草地上的天气真是一日多变。早晨浓雾弥漫，天昏地暗。中午，一阵狂风吹走天上的积云，偶尔能见到几丝从薄薄的云层里钻出来的阳光。可是，到了午后，天空又乌云密布，气温骤降，不一会儿，狂风四起，大雨滂沱。

　　草地里水分如此充足，实由于气候所造成，因为每天一定下雨，一年三百六十日，不管春夏秋冬，都不能变更其成规。雾气笼罩着天空，阴风惨惨，霜雪纷飞，乌烟瘴气，凄凉满目。见天固不容易，见太阳更难。

　　◎记者手记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地上其实原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有了路。大草地也一样，当年并没有路，今天的路，全是红军生生走出的路。

　　1935年8月至1936年8月间，红军三大主力先后走过草地。红四方面军1936年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后，三过草地北上，“二过、三过草地时，死的人就太多了。70%是为身体极度虚弱而死，走着走着回头一看人已没了。”

　　若尔盖县党史办公室主任蒋桂花告诉我，红军第三次过草地，最为艰难，悲壮。

　　阿坝州原没有红原县。红军走过草地，解放后，才有红原县，这美丽的名字据说即取“红色的草原”之意。到红原大草原一游，如今成了当地打出并叫得响的一个品牌。

　　在松潘，在若尔盖，一样的水草丰美之地，我看见蓝天白云下，静静盛开的各色花朵，悠然吃草的羊群、马群和牦牛群，青青牧场和自由的放牧人，应和着一方的安详和谐。

　　在草原第一村班佑，赶着牦牛群的藏族姑娘，打扮得跟城里姑娘一般入时，她们的笑容和村庄的白色经幡一样纯洁，她们以自己独特的语言方式向路过的客人赞美着“美丽的草原，我的家乡”。

　　当年北上的红军却不留恋这块今天看来风景如画的土地，他们也想不到留恋，当年这是一片吃人的魔沼，他们只想尽快走出去。他们中有人当年倒在草地，再没有爬起来；也有人迫不得已，留下来，因为伤病，不能北上。

　　留下的人，最后也和草原融为一体。在若尔盖，从曾在公安局工作的向巴嘴里，记者第一次听到了老表罗永佑的故事。“他是彭德怀的侄娃儿呢，是老红军，我们都管他叫老表，当年负伤，彭德怀把他留在了若尔盖，后来他跟一个藏族姑娘结了婚，在草原安了家。”

　　“以后呢？”起初我有些不信。

　　以后解放了，他去北京找过彭德怀，回来后，听说彭德怀给他来过信，叫他不要向组织要照顾；他在下边一个乡供销社上班，彭德怀被批判，他也受到冲击。

　　罗永佑的故事后来我又在若尔盖县党史办公室主任蒋桂花那里得到了进一步证实和确认。罗永佑是江西人，曾担任红三军团13团的排长，当时他和部队在班佑和阿西一带筹粮，不幸被冷枪打中，肠子溢出，伤势严重，便被安排留下来养伤。“当时因伤病留在若尔盖的人据说有两百多人。”蒋桂花说，20世纪80年代统计时，还有28名老红军，罗永佑即其中一个。

　　罗永佑还在吗？

　　不在了。很不幸，一年冬天，他从乡下到县城，坐在拖拉机上，掉了下来……

　　罗永佑有几个孩子。他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特别的财富，他们现在都是牧民，并不富裕，或许知道他们的父亲曾经当过红军；他们的家离县城很远，没有通那里的车。

　　他们的家在草原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