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老红军讲长征故事(之三)

　　张生荣

　　“走，坚决走！”

　　本报记者 文热心 肖爱冬 通讯员 陈学斌

　　张生荣，江西省于都人，1919年生，1931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10月参加长征，任红九军团22师司令部特务连司号员。1965年8月在湖南省吉首军分区后勤部部长任上离休。

　　一个初秋的上午，我们来到位于长沙东郊的湖南省军区东湖干休所，采访了老红军张生荣。当我们说明来意，他便把我们的思绪带到了70年前的那段烽火岁月———

　　那年大概是秋天，我所在的红九军团第22师从会昌的青塘村出发。一路作战，来到湘南。前有阻敌，后有追兵，打完仗生火做饭，米刚下锅敌人又追上来了，大家就舀一碗带着汤水的米，提着枪边走边吃。在蓝山，我们三天三晚没有安安静静吃过一餐饭，也没有睡过一次安稳觉。

　　秋雨绵绵，路窄坎多。白天人多行急，互相碰撞，有些人只好走稻田。晚上漆黑一团，路滑如油，走得跌跌撞撞的。有的走着走着就迷糊起来，脚一踏空不是掉到水沟里就是倒在稻田里。就这样，不知摔倒多少次，被惊醒多少次，第二天早晨大家见面像陌生人，因为一个个都变成“赤脚泥猴”了。

　　在道县，我们的部队改编，归属一军团，我就到了红一师特务连当司号员。

　　一路打仗，转眼到了1935年1月底，第二次打下遵义城，三渡赤水前，在一个叫大村街的地方，我得了重感冒，躺在街边。红三军团的收容队发现了我，便将我寄在街上的一户人家。这家老乡非常善良，给我买来一副中药。喝了后，我的烧总算退了下来，就在这家老乡的阁楼上躺着。第三天晚上，一支大部队经过，火把将街上照得通亮。我不知哪来的一股劲，挣扎着爬起来，扶着楼梯慢慢地走下来。我遇见了红五军团收容队的同志。他们告诉我：“后面再没有红军部队了，只有白军。”“走，坚决走，就是死也要倒在红军队伍中！”我将夹被披上，拄着棍子上路了。走几步，又在路上躺一会儿，走走停停，后来在一位20多岁的同志帮助下，一天竟走了60多里，在傍晚时终于又回到了特务连。同志们见了我，那种亲热劲简直无法用词语来形容。晚饭后，部队以急行军的速度向前，走了10多里我这病体实在跟不上，又落在了队伍后面。殿后的杨指导员安慰我说，你在后面慢慢来，跟上就行。他打开包袱，里头还有四块银元，给了我两块。事后我才想起，那四块银元可能是我们连的全部家当，指导员分出一半是让我路上应急，可惜我至今不晓得这位指导员的名字。就这样走走歇歇，我始终跟寻着大部队留下的路标前进。

　　另一次考验出现在部队过金沙江前夕，大约是1935年的4月间，我又得了一种怪病，每天太阳升起的时候，头就开始作痛，越走越痛，用什么药都没用。第一次，实在受不了我就躺在树荫下歇一片刻，一片刻后就不痛了。试了几次，发现这是个规律，以后我就如法炮制，下午多走些路，赶到晚上与连队汇合。过金沙江时，我与另一位掉队的号兵在一条船上，他对我说，过了江只走30里，多一里也不走了，并问我还走不走。我回答说：“走，坚决走！”过了江，他果然留在一个小铺子当了徒弟。我一个人一直向前向前。天黑了，四周黑影丛丛，我孤身一人跌跌撞撞地奔跑。深夜，又回到了特务连。

　　不久，强渡大渡河，战友们就是在我吹响的号角声中，冒着敌人的炮火，抢占了只有铁索的泸定桥。

　　陈利财

　　过草地时以为到了外国

　　本报记者 张湘河 通讯员 彭开科

　　陈利财，1921年出生于龙山县一个贫苦农家，1933年参加红军。长征结束后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的警卫员，23岁任敌后交通队分队长。1948年转业，1966年退休，后改为离休。

　　秋日驱车去龙山，一路山连山。在县城一个单元楼里，陈利财老人知道我们要来，特意换上了一件缎子唐装，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访谈中一开口，他底气十足：“要从12岁那年讲起……”

　　12岁，是一个放学回来晚了父母还担心的年龄，可陈利财已当上了红军。

　　“那时候什么也不晓得。”陈利财说，那年他还是一个放牛娃。村里来了两个年轻的篾匠，干活时常常议论说要去当红军。当那两个篾匠离开时，他“穿着条短裤，打着赤脚就跟着走了”。

　　边干活边走，一个多月后，他们来到洞口县一个小镇子上，一进街，看到3挺机关枪架在那里，有的人端着枪走来走去，帽子上有红五星。三个人没见过这种场合，吓得不敢上前去说要当红军了。后来有红军喊话，说欢迎参加红军。于是，陈利财便成了红六军团的一名小战士。

　　因为当时太小，陈利财不记得部队什么时候开始长征的，只记得“柑子熟了时”到了溆浦，“稻子还青的时候”又回到了龙山。到了桑植后，说要走远路了，年龄小的都要留下回家，他吓坏了：“我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决不离开红军。”最后连长觉得他“能跑路”，还是把他留了下来。

　　陈利财打着赤脚跟着队伍行军，“白天黑夜走，连走路都在睡觉，有时一天走240里。”

　　过了金沙江后，走的都是石头路，脚指甲都走掉了，痛得钻心。过雪山时，脚指甲还没好，脚又被冻伤了，至今还留有伤痕。

　　“开始过草地时，只见草地望不到边，偶然见到的牧民都不穿裤子，只穿袍子。我想，这是哪里哟，不会是到了外国吧？”在草地上，陈利财找到什么吃什么，但野菜不敢乱吃———“弄得不好会拉肚子，还会死。”他捡到羊皮、牛皮后，用刀割成一条条的，卷在枪通条上去烧，“毛一烧掉，管它熟不熟就吃。”

　　在云南打土豪时，有一个玉石手镯没人要，陈利财便捡起戴在手上玩。快过完草地时，几个藏民出8块大洋买去了。陈利财拿这些大洋向藏民买了6个叫“锅盔”的厚厚的大饼，全班战士人人有份。正是靠这6个“锅盔”，他那个班过草地时死的人很少。

　　长征走完，放牛娃也成了一名合格的红军战士。1937年，他被挑选为左权将军的警卫员。他目睹了左权牺牲的过程。前几年，不少报刊登载了他的回忆录《我给左权当警卫员》。

　　杨友森

　　两个铜钱的故事

　　符晓 赵宗山 向国生

　　杨友森，土家族，1918年10月出生于张家界一个农家，1934年10月参加红军，1935年参加长征。1961年回大庸休养，1979年离休。

　　前不久，我们访问了老红军杨友森。

　　杨老小时候终年跟随父亲砍柴卖钱维持生计。那年头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年幼的杨友森多次看见国民党军队欺压百姓。渴望当兵吃饱饭的他想，这样的兵绝不能当。1934年10月，贺龙领导的工农红军到了大庸，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年仅16岁的杨友森在大庸城内卖柴时看到红军纪律严明、官兵一致，处处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便带着卖柴得来的两个铜钱，毅然参加了红军。

　　由于他年纪不大个子小，就在部队首长身边当了一名通信员，做些搞卫生打开水的事情，并与战友们一起打土豪、分田地。他先后参加了后坪鸡公垭、溪口棉花山、黄家铺抢渡澧水河等战斗。1935年秋，红二、六军团完成了牵制敌人的任务，决定挥师北上。杨友森告别父老乡亲，带着两个铜钱，跟随贺龙领导的红军走上了漫漫长征路。爬过雪山，走过草地，忍着饥饿和疾病，终于走到四川藏区。那里虽然有许多吃的东西可买，杨友森却舍不得花掉随身带的两个铜钱，他觉得这两个铜钱是他参加红军前用艰苦劳动换来的，是他的全部家当。就这样他把两个铜钱带到了陕北，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和解放战争胜利也舍不得花掉。

　　1961年，杨友森从西安通讯兵学院转业回到大庸老家。经历过无数战火的他，又将那两个铜钱带回了家乡。

　　彭俊明

　　与父亲、叔叔同长征

　　向国生 符晓 谷俊德

　　彭俊明，土家族，1922年出生于桑植县澧源镇。1933年加入红军，随部队参加长征。1952年复员回桑植。现享受地厅级待遇。

　　彭俊明的父亲彭南桥曾在贺龙独立团当团长。彭俊明参加红军后，与父亲、叔叔并肩作战，参加长征。以下是他接受我们采访时的谈话录：

　　我所在的部队赶到桑植刘家坪后，我被编到贺龙军部管理科当兵。长征出发前，父亲和叔叔来看我，教给我许多军事方面的知识。我背着一支长枪，带着两双草鞋、两升包谷粒随部队出发。因为我年龄小，管理科长对我说：“小鬼，你千万不能掉队，要好好活着，为革命保留一棵苗儿！”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有时，部队刚刚扎营，饭没吃，突然传命，又要拔营前进了，战士们只好抓一把饭边跑边吃。

　　我和父亲虽然同在军直部队，但每天行军打仗都隔得相当远，加上部队有纪律，行军打仗按编队进行，所以在长征中，我俩只见过一面。那是1936年1月，部队到达藏区，那天正好过大年，父亲把我接到他的部队，说：“好久不见，你长高了。现在过年，爹没什么，吃碗炒面糊吧！”我发现父亲面黄肌瘦，走路拄一根木棒，腿有点瘸，显然刚受过伤。当晚，我和父亲在一废墟里宿营。外面大雪纷飞，父子俩彻夜未眠。父亲说：“你记得去年过年吗？我俩去送信，王震同志请我们吃腊肉，好香！”我说：“记得王震同志给我夹腊肉吃。他还写了副对联，联为：‘红军战士除旧岁；无产阶级过新年’。”

　　我叔叔彭远阶还是出发前见了一面。离藏区阿坝不远时，有一个与我很熟的“红小鬼”告诉我：“你叔叔牺牲了！”

　　我把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埋在心里，随部队继续前进。一天，我捡到一块牛膝盖皮，便将毛烧了，切成条放点野菜煮了一铜瓢，我就靠这一瓢牛皮熬过了7天。第八天，我挖野菜时遇到了贺龙。贺龙说：“又是你，桑植的红小鬼，走，跟我钓鱼去！”我们找到一条小沟，钓到了两条小鱼儿。在发臭的草地上，我们用干牛粪作燃料煮鱼，再扔进汤里熬。开饭时，贺龙自己吃草汤，把鱼汤送到了关向应和甘泗淇那里。当然，我分到一勺子鱼汤。这是我一生中感到味道最美最美的一顿晚餐。

　　问我这个“红小鬼”长征时有没有遇到生命危险？告诉你，几乎天天都有。有一次，我和3个“红小鬼”躲敌机，藏在一棵松树下，可因两匹骡子打架被敌机发现，敌机朝我们又扫射又扔炸弹，我身边两个伙伴都牺牲了……到了丽江，我在一次战斗中受伤被捕。遭受严刑拷打后，我被国民党兵拖到刑场，趁敌人拉枪栓的刹那，我纵身跳往身旁的绝壁……我没死，背上的绳子救了我的命，我被挂在树桩上，被一名掉队追赶部队的卫生员救了下来……

　　我们1935年11月出发长征，到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历时一年，转战八省。在陕北会师时，我和父亲紧紧拥抱在一起。

　　盛翼联

　　在彭总身边的日子

　　本报记者 匡玉 通讯员 陈章麟 范秋娥

　　盛翼联，湖南衡山县人，1916年生，1930年参加红军，长征时在彭德怀身边担任机要员。离休后，回到一别53年的故乡———衡山白果镇定居。

　　盛翼联参加红军后的第二年被分配到红三军团，在军团长彭德怀身边工作。彭总的老家距他家不远，彭总熟悉他大哥，也知道他父亲被地主武装活埋的经过，所以，彭总处处像父辈一样关心他。他在彭总身边担任机要工作，一直到红军长征结束。

　　1934年11月8日，红三军团顺利通过第二道封锁线，进人湘南粤北地域。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设置在湘南的郴县、良田、宜章到粤北的乐昌。这时，粤军主力已南撤至大庆、南雄一带，在乐昌只有两个团。湘军何键的主力十五师大部分已调往贵州“会剿”红二、六军团，在宜章和汝城担任守备的主要是“义勇军”和民团。当日16时，军委电复红三军团：中央红军决定从宜章以北的良田和宜章东南的坪石间突破敌第三道封锁线，命令第三军团为右翼队，从宜章北通过，第一、第九（军）团为左翼队，从宜章以南通过。

　　11月11日拂晓，在我军的强大攻势下，宜章守城的民团弃城而逃，城门大开，群众热烈欢迎红军入城。14日，湘军十五师和国民党中央军从郴县南下，并向良田袭来时，我军已全部通过第三道封锁线。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发来通令：“军委赞扬三军团首长彭、杨同志及三军团全体指战员在突破汝城及宜、郴两封锁线时之英勇与模范的战斗动作。”

　　中央红军突破敌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的追堵大军陆续赶到湘南。为了迅速摆脱追敌，三军团奉命和八军团组成右纵队，在彭、杨统一指挥下占领嘉禾城；第一和第九军团组成的左纵队，占领临武及蓝山城。三军团的对手主要是战斗力很强的桂军。桂军首先向我据守界首渡河点的四师阵地发起进攻。他们发起了十几次冲锋，都被坚守阵地的第十团打了下去。等到29日，中央纵队才到达界首渡口，并在12月1日渡过湘江。这时，第十团已鏖战两昼夜，以伤亡400多人的代价，完成了掩护军委纵队和红九军团渡过湘江的任务。三军团的司令部设在湘江西岸的一个祠堂里，离界首渡口只有几百米，彭德怀和杨尚昆三天三夜没下火线。

　　贺学达

　　跟贺龙叔叔当红军

　　本报记者 蒋剑平

　　贺学达，1920年1月出生，1934年参加红军，系贺龙元帅的叔伯侄子，长征中担任红二方面军二军团后勤部卫生员。

　　金秋时节，记者在邵阳市中心医院宿舍区采访了老红军贺学达，听他讲了跟随贺龙叔叔当红军、长征的故事。

　　贺学达出生在桑植县洪家关，父亲贺文沛与贺龙（即贺文常）是堂兄弟，贺学达称贺龙为“常大叔”。

　　1934年，年仅14岁的贺学达跟“常大叔”当了红军。他记得那是1935年10月、11月间，部队集合进行长征动员。首长要求每人准备单衣、单被、干粮和十几双草鞋，做好长期行军、打仗的打算。贺学达当时作为红二军团后勤部的卫生员，跟着部队开始了长征。一天，部队在大庸县正准备过澧水时，突然发现敌人来了。幸好周围有大片橘林和其他树林。于是队伍迅速散开，在林中隐蔽起来。敌人没有发现红军，但也没有马上离开。于是红军指战员只好忍受着饥饿和寒冷，在林子里潜伏了一昼夜，直到第二天晚敌人走了，才摸黑过了河。

　　1936年七八月间，红二方面军离开甘孜进入几百公里长荒凉、人烟稀少的松潘大草地。途中，贺学达感冒发烧了，不能行走，被部队留在了当地藏族寨子。贺学达不甘心就这样离开红军。部队头天走，第二天他穿上当地老百姓的服装，带上行李和干粮，独自一人在茫茫大草地里艰难行进。不知走了多少天，眼看就要走出草地了，饥渴难耐和疲惫不堪的贺学达再也走不动了，一屁股坐在地上———不敢躺下，一躺下也许永远就起不来了。正在危急之际，贺学达看到一支红军队伍朝他走来，看到“常大叔”朝他策马而来！他用尽吃奶的力气，抓着贺龙坐骑的马尾巴，走出了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