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雷电的四年――彭冲和中央工作组在上海（上）(4)

　　“四人帮”的余党蠢蠢欲动，但并未“天下大乱”

　　彭冲从进入上海的第一天开始，就进入了一个复杂混沌的世界，这是“四人帮”苦心经营了多年的复杂世界。

　　苏、倪、彭一行14人乘坐的海军专机于10月19日下午6时左右飞抵上海虹桥机场。机

　　在机场候机室里，早已有两个人在等候：一个是上海市委警卫处政委，一个是上海警备区副政委。两人走上前来，对苏振华说：“请问各位首长，是路过上海呢？还是到上海有事？”穿着海军制服的苏振华面色严峻地说：“我们没有通知你们，你们怎么会知道，跑到这里来的呢？”两人还想说点什么，苏振华一行不作理睬，登上海军驻上海基地的车子，飞快地走了。他们第一次抵达上海的这几天，是住在海军上海基地的招待所。在这里，他们将摸一摸上海的脉搏，然后制订接收上海的各项计划。

　　原来，这次中央工作组第一次飞抵上海的事，当时中央没有通知尚在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主持下的上海市委，而是直接通知了海军上海基地，因为粉碎“四人帮”这件大事还没有向各级正式传达和向全国公布，中央还需要做很多准备工作。中央工作组开进尚在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控制下的上海还有风险，尚须一定时日保密。可是，没有得到通知的上海市委警卫处居然抢先一步进入机场，可见“四人帮”在上海余党当时获得信息之快、掌握交通枢纽之灵了。而其时，正是“四人帮”上海余党阴谋发动武装叛乱的关键时刻。彭冲事后谈到机场这一幕时说：“这一幕有点惊险色彩。但对我们几个老兵来说，会上这些小把戏的当吗？谈何容易！但他们捞到消息这么快，抢先一步赶到机场同我们照了面，说明他们的情报系统很灵，不可小看！”

　　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位抵达上海的当天晚上，就找当时尚在主持上海市委工作、六天之前在北京听了中央“打招呼”之后回沪的马天水谈话。谈话是由苏、倪、彭三位一起谈的，要马天水汇报从北京回来以后做的工作和现在的思想认识。苏、倪、彭三位神态从容，主要是听，也插一点话；马天水则精神紧张，讲得结结巴巴。这颇像一出当代的“三堂会审”。同马天水谈完，接着就找王秀珍、徐景贤来个别谈话，还是“三堂会审”。同马、徐、王逐个谈完，已是10月20日的凌晨5时了。每谈完一个，当晚就由苏、倪、彭的秘书分工向中央办公厅汇报谈话情况。

　　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等还分别会见了王一平、韩哲一和先到上海了解情况的陈锦华等人，了解“四人帮”上海余党的活动情况，也了解上海干部群众的认识和动态。

　　中央工作组如此紧张地工作，不是没有原因的。在中央工作组抵达上海之前，“四人帮”上海余党正在酝酿发动一次与中央相对抗的武装叛乱。

　　马天水是在1976年10月7日上午接到北京通知，而与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一起到中央开会的。对这个通知，包括中央直接通知周纯麟而不是通过他转告，马天水与徐景贤、王秀珍当时就议论过，觉得“不正常”，特别觉得开会内容“太不摸底”。以往马、徐、王他们去北京开会，事先总会得到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预告，这一次为什么“中央首长”一点招呼也不打呢？他们往北京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住处一个一个挂电话，或没有人接，或联系不上，不免有恐慌之感。

　　马天水到了北京，听了“打招呼”之后，已为纪律所制，不敢与上海联系，使得留在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与马天水又失去了联系。可是，在10月8日这一天，有几个小人物正以各种暗语向上海报告“四人帮”出事的消息。有人在北京给王秀珍通电话时说：“我的老胃病复发了！”有人给徐、王打电话说：“我娘心肌梗塞！”这些推波助澜的小道消息，促成了“四人帮”上海余党在10月8日这一天有如下行动：10月8日下午2时，徐景贤、王秀珍以及其他几个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在康平路小礼堂（中共上海市委所在地）举行紧急会议，分析北京的情况和各路消息，肯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北京发生了宫廷政变”，讨论“上海怎么办，要有紧急部署”。

　　10月8日下午3时，徐景贤、王秀珍以在沪主持工作的市委书记的身份，向上海市民兵指挥部（号称有百万民兵）负责人和上海市公安局负责人发出指令：“一切行动由徐景贤、王秀珍统一指挥。”

　　10月8日下午4时，徐景贤向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广播电台和新华社上海分社的负责人下了三条指示：（1）中央如发出有关新闻，你们要先报告市委；（2）要继续宣传“按既定方针办”；（3）要立即加强电台、报社的警卫。徐景贤还向他们讲了一个事例：当年苏军出兵捷克时，捷克国家广播电台只听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指挥，对别人的指令都不听。此时举此例的真意不言而喻。

　　同一天晚上，“四人帮”在上海的另一骨干朱永嘉赶到以上四家新闻单位逐一布置任务：布置《文汇报》，“如果他们（指中央）发来某某反党集团的消息，我们不登，我们登出《告全国人民书》、《告全世界人民书》”；跑到《解放日报》命令，“假如《人民日报》登了那类消息（指粉碎‘四人帮’一事），纸型来了，你们不要印”；要求广播电台：“不要理睬中央的通知，照播《永远按既定方针办》的歌曲，不要转播中央电台的消息，广播上海‘两报’的文章”；还规定，电台、报社听他指挥。朱永嘉在名义上虽然不过是写作组组长，“文革”中却是上海政坛上的风云人物，与张春桥、姚文元有单线联系，取得张、姚的绝对信任，掌握上海舆论大权，甚至压过了徐景贤。因此，他在发动武装叛乱以对抗中央的问题上有疯狂的信念，已经制订了“还我春桥！还我江青！还我洪文！还我文元”和“一月革命风暴万岁”等口号，准备印发《赫鲁晓夫是怎样上台的》文章，妄图拉出民兵，拿起武器，负隅顽抗，“打一个星期，打三天五天也好，让全世界知道”。

　　在徐景贤这边，10月8日晚上果然下了这样的手令：“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2500人集中，3．1万人值班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同时下命令调集公安干警1500人，动用各种枪支2万余支，子弹数万发，汽车、摩托车225辆，架设应急电台15部，并确定了指挥位置。

　　10月9日他们又紧张活动了一天。最大的动作是上海市民兵指挥部召开了10个区、5个民兵师的“紧急会议”，以“加强战备”为名落实徐景贤的手令。

　　黄浦江畔，群魔乱舞，对抗中央的武装叛乱一触即发，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正当“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蠢蠢欲动的关键时刻，10月9日下午，中央紧急通知徐景贤、王秀珍也到北京开会，这样，马（马天水在10月7日被召到北京以后，一直未回上海）、徐、王三人都被留在北京洗了三天脑，从而使“蛇无头不行”，打乱了他们妄图武装叛乱的计划。同时，上海警备区根据中央军委的通知，指示所属驻军“严防内潜外逃”，密切注视上海市民兵指挥部的行动。10月10日以后，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已经由种种渠道逐步传进上海，涓涓细流温暖了千万人的心田。上海滩很快就沸腾起来，并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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