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雷电的四年——彭冲和中央工作组在上海（上）(5)

　　艰巨复杂中见领导艺术和团队精神

　　中央工作组在上海经历的斗争，于今回顾，客观地说，即使不能说是惊涛骇浪，也绝不能说是风平浪静。

　　中央工作组的对手，有党棍，有文痞，有地痞，是一帮在上海冲杀厮混了多年的“

　　这时，就充分显示了中央工作组主要领导成员的革命坚定性、高超的领导艺术和互尊互谅的团队精神。三位主要领导人，苏振华是一位著名将领，倪志福是一位著名工人领袖和劳动模范，彭冲同他们二位都是初次相处，又初次共同运筹解决这么一件大事，可是他们之间在工作中彻底实行了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相结合的方式，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多谋善断，因而使中央工作组在发动群众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苏、倪、彭当时非常重视依靠中央工作组其他几位领导成员，依靠他们去打开一个一个系统的局面。如依靠林乎加（经济专家和农业专家，长期在国家计委工作，对全局和上海有深刻的了解）去打开工交系统的局面，依靠严佑民（公安专家）掌握全市揭批“四人帮”的专案工作，依靠陈锦华（当时中央工作组里最年轻的领导成员）去打开文化系统的局面，依靠赵行志（资深外交官）去打开外事系统的局面，依靠郑拓彬（外贸专家，后来担任外贸部部长）去打开外贸系统的局面，依靠彭德清（海军高级将领，交通部副部长）去打开交通系统的局面，等等。他们还特别重视原来在上海市委担任领导工作、后来受“四人帮”排挤的王一平、韩哲一在运动中的领导作用。

　　多年后，彭冲在回忆往事、回忆这些同事时，仍然充满深情地说：“我同他们因工作需要，奉中央之命，走到一起共事，有的还是初次见面，可是相处得很好，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从而成为很好的同志和朋友，至今仍然保持友谊。在共产党内，这种风气应该是可贵而值得发扬的吧！”

　　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或者说运动的阻力首先来自“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在上海滩大捞了多年的新贵们，能心甘情愿地退出历史舞台吗？武装叛乱不成，就搞种种合法斗争或非法斗争，干扰和破坏清查运动的大方向。现在能回忆起的材料有如下数例：

　　第一，1976年10月16日下午，南京路上的26路电车正在行驶，忽然一个乘客发现座位上有一张传单，上面赫然写着：“谁搞隔离审查就是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

　　第二，果如李先念所说，有“四人帮”余孽大造彭冲的谣言。1976年11月6日，解放日报社接到一个电话，说：“有个工厂反映，交通大学贴出了‘彭冲滚出上海去’的大标语，快去报道！”交通大学是当时揭批“四人帮”很积极的单位，在上海起着带头作用。一查，根本没有这回事，而是这家工厂一个王洪文的“小兄弟”放出来的谣言。就在这个月的一天，我忽然接到江苏省委办公厅打来的电话说，南京传得很普遍，说“彭冲遇刺”，警卫员也受伤了。我回答说：彭书记很平安，没有此事，请各位放心。彭冲听到这个消息时，哈哈大笑。

　　第三，1976年的11月、12月，上海市场上的大路货“飞马”牌、“海鸥”牌香烟突然脱销了。一查，原来问题出在烟糖公司的一个头头身上。此人是王洪文“五虎将”之一的一个亲信，以“我已指挥不动”为借口，消极对抗，看中央工作组的笑话。有几天，市场上还忽然刮起了一股抢购毛巾和火柴的怪风，有人一次买走几十条毛巾和几十包火柴。商业部门有人建议限量供应。情况报到彭冲那里，他对产生这类问题的原因了然于胸，应付自有办法，同苏振华、倪志福等几位领导商量后断然决定：从库存中紧急提发，坚决顶住怪风。彭冲说：“不上这个当，毛巾、火柴不能当饭吃，顶一阵就过去了。”果然，顶了几天，抢购风销声匿迹。

　　在市场商品供应方面，真正的困难是有的。彭冲分析说：“毛巾、火柴这类商品，仓库里有的是；就是缺少，紧急生产和调运也不难，这点本事商业部门还有。我们担心的是这十年‘四人帮’、特别是张春桥之流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干扰、破坏了正常的经济规律，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什么‘革命搞好了，生产下降也可以，群众生活再苦也没关系’。把干群的思想搞乱了，把国民经济拖到崩溃的边缘，这不是一时之间可以解决的问题。”因此，彭冲以他几十年领导生产的丰富经验，一方面配合苏振华、倪志福领导运动，一方面当仁不让地从一进入上海就开始抓生产，频频召集计划、工交部门的干部开会，听取汇报，分析情况，提出措施，布置任务。

　　彭冲在处理同事之间的关系上是团结派，在领导经济工作上是明白人。因而在苏、倪、彭领导上海期间，就开始了建设宝山钢铁厂和治理淀浦河的巨大工程。这方面，后面再说。

　　发动起来的群众汇成革命的海洋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人在北京被洗了三天脑，于1976年10月13日（就在这一天，中央把彭冲第二次接到北京，组建中央工作组，准备接管上海市委）被放回上海，中央责成他们向上海干群传达中央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内部文件并表明他们的态度。这招很厉害，一石三鸟：既让马、徐、王自己把自己放到阳光底下照一照，对中央的决定是真拥护还是假拥护；又可以牵制住那么多“四人帮”上海余党的蠢蠢欲动之念和狗急跳墙之举；更可以打开闸门、推倒围墙，放手发动上海的群众起来揭批“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

　　上海在10月14日上午传达到区、县、局和大专院校的负责人，下午陆续传达到群众。一夜之间，已经听到许多小道消息的上海群众立即沸腾起来了。到10月15日，全市所有的大街通衢，一下子涌现出成千上万张大字报、大标语，万炮齐轰“四人帮”。最热闹的是外滩，从北京东路外滩向南，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办公大楼前面，一直延伸到延安东路外滩，所有的防汛墙上、大楼墙上，都贴满了大标语。上面写着：“誓死捍卫党中央！打烂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绞死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砸烂‘四人帮’在上海的老窝！”“揭开上海市委阶级斗争盖子，彻底肃清‘四人帮’流毒！”“上海市委为什么不传达中央关于上海是‘四人帮’基地的指示？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必须老实交代！”……

　　从10月15日下午2时开始，一队又一队手擎红旗和标语的游行队伍，自发地来到外滩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大楼前，表示拥护党中央对“四人帮”采取的措施。从下午5时起，人群源源而来，外滩人山人海，口号此起彼伏。每过来一支游行队伍，两旁群众就热烈鼓掌致意。此情此景，使每个身历其境的人都深切感受到：上海的民心、军心、党心，是向着党中央的，无比仇恨祸国殃民的“四人帮”。

　　10月16日，交通大学、上海药物研究所、上海轮胎一厂、南洋模范中学、湖南路街道办事处、上海越剧团等单位约10万群众，不顾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的规定，拥进康平路上海市委大院，张贴大字报，开展广播宣传。许多群众还拥进了王洪文所住的22号楼，砸了一些家具和玻璃窗。

　　交通大学的师生走在这场群众运动的前面。他们首先在康平路市委大院周围刷出使马、徐、王心惊肉跳的大标语：“砸烂反革命集团的黑窝！”“揪出反革命的帮凶！”“清除四害，斩草除根！”

　　他们还迫使徐景贤走到院子内，向群众表态，并要他转告马天水、王秀珍等，要好好检举、坦白、交代！

　　交通大学的团委、学生会还发起召开了全市16所高等院校的“声讨‘四人帮’大会”，有3万多人参加。这个大会通过了向党中央的两点请求：一、立即改组上海市委，组成新市委，领导上海人民进行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会表达了对马、徐、王主持的上海市委不予信任。二、立即派中央调查组到上海，调查“四人帮”在上海的一切罪恶勾当。

　　到了10月20日，上海的群众又自发组织了一次以工人为主的100万人声讨“四人帮”大会，有200多个单位参加。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

　　以上两个大会的功绩，是剥夺了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的主动权，打破了他们妄想领导、操纵这场运动的企图，显示了上海人民群众心向何处。

　　此时此刻，中央工作组呼之欲出。

　　10月15日凌晨，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心慌意乱的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向中央发出告急电话如下：

　　在徐家汇、康平路周围以及外宾车辆必经的延安西路、淮海路等处，由交通大学学生等刷出了一批“打倒‘四人帮’”的大标语。其内容除指名“打倒王、张、江、姚”四人的以外，还有“砸烂反革命集团的帮凶”等贴在市委周围。我们估计，这类大字报一多，特别是联系上海市委的标语增多的话，有些思想尚未转过来的人，会贴出反击大标语。有的会出来支持市委，甚至可能贴出为“四人帮”辩护、矛头指向党中央的大标语。如有打砸抢者，我们将采取坚决措施予以镇压。

　　这个电话，话中有话，软中带硬。

　　到第三天，即10月18日深夜，马、徐、王又向中央发出第二个告急电话：

　　原来打算在文化广场召开“上海市委（指当时尚在马、徐、王主持下的上海市委）愤怒声讨‘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大会”，但考虑到有一百几十个单位发起定于明天（19日）下午在人民广场召开30万人的大会，带头的是交大，他们的负责人通知我们说市委的大会是阴谋，他们要冲大会。由于我们现在已不能调动任何力量保卫会场，我们只能决定市委的大会停开。我们准备去参加这个大会，和群众一起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并接受群众的揭发批判。

　　市委机构整个已经瘫痪，急请中央予以指示。

　　这两个电话稿，均经过马天水、徐景贤一字一句地精心推敲，既多少反映了他们当时的狼狈相，同时也对中央施加一点压力，妄图使中央能够出面为他们解围，威胁与告急并举。

　　党中央高屋建瓴，因势利导，抓住战机，当机立断，在10月19日深夜通知上海：

　　根据你们来电话要求派人，中央决定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同志去上海了解情况，帮助工作。他们今晚已到上海，会和你们联系的。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一伙接到这个电话后，十分紧张。他们对于中央派彭冲去上海尤其敏感和反感。第二天，王秀珍一见到徐景贤，就竖起两手的大拇指对碰了几下后说：“对头来了！有得斗了！”徐景贤马上打断她的话，连连说：“不要瞎说了，不要瞎说了！”

　　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为首的中央工作组主要领导成员于10月19日抵达上海后，在海军上海基地住了四天，了解情况，观察动态，交换看法，以便向中央汇报。

　　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于10月23日飞回北京，向中央汇报当前情况和对策并取得中央指示后，于10月25日从北京飞到南京停留一天，10月26日上午再次飞抵上海，住锦江饭店南楼。从粉碎“四人帮”之日起，中央以及外事部门即决定上海停止接待外宾。这时，苏振华的随员是：秘书1人，机要员2人，打字员2人；倪志福的随员是：秘书2人；彭冲的随员是：秘书3人。彭冲对我们说：中央工作组是强大的，上海干群是迟早要起来革命的，看看我们能不能因势利导，趁热打铁。你们要抓住情况，反映动态，尽可能到现场看看。

　　我于10月26日在南京第一次见到苏振华和倪志福，陪同他们去参观南京长江大桥。苏振华穿着洗得很干净的海军制服，一头修剪得很短的银发，气色很好，说话不多，自有军人威严之气概。后来从他在上海主持各种重要会议中感觉到，他讲话干脆，观点明确，处事果断，面对上海的复杂局面极有信心，因此党中央对他高度信任。倪志福虽出身工人，但很有政治家的风度和魅力，平易近人，举止从容，和蔼可亲，同上海的劳动模范和工人群众有天然的亲密关系，他一口上海普通话，在上海的大型会议上讲话确能征服听众。彭冲的工作班子与倪志福的工作班子一起住在兴国路招待所时，用的是一个餐厅。倪志福每天要的夜餐是一碗阳春面，天天如此，这给我留下的印象至今难忘。林乎加、严佑民、陈锦华、郑拓彬、赵行志等同中央工作组的其他人员住在一起，便于直接指导各系统的运动。

　　这一时期的彭冲是很忙的，天天工作到凌晨两三点，熬通宵也是常事。如此夜以继日，日复一日，有几个月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之中。已经进入花甲之年的彭冲，常年参加体育运动的习惯和一贯乐观的心情，给了他一副好身体，始终精力充沛，精神抖擞，从未见他有任何疲惫之态。（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朱通华，1933年1月生于江苏吴江。建国后，长期从事农村工作和计划工作。1976年10月奉调参加中央工作组进入上海，并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1981年后，曾任中共江苏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江苏省委副秘书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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